——译者】笔下人物的那么可爱，有总统发表演说时那种滔滔不绝的口才，有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话——“花一元钱收两元效果”，“循环不已的再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等——再也听不到了。相反，全国都认识到，很快就会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行动方针。新任劳工部长在就职后24小时就解决了一次罢工，便是典型例子。新内阁的每一成员都和那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议员一样，来回奔忙，一天工作12小时，好像都得了肯尼迪狂躁症。当然，这大都是一种错觉，有一天必然会有人感到幻灭。但是无可否认，当时却仍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有人看到一位部长一面签署文件，一面听电话，同时还用一种简单的信号在向助手传达上边的指示。据说另一位部长尽量训练自己一天只睡六小时的觉；还有一位内阁成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每天清晨7时半就上班，使五角大楼的警卫为之愕然。
  恢复特种部队的绿贝雷帽，表明肯尼迪是主张事事都要出人头地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记者，著有《胡志明》、《出类拔萃之辈》等书。——译者】后来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的情况时说，肯尼迪班子的成员“给人一种美国式人才主义的感觉，令人振奋”。——人才主义在当时还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起来了，要在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中实现这一理想，并给我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增添一种新的、坚强有力的主动精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别是许多著名学者的纷纷受聘，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等于是给“失败”下了一个新定义：耶鲁大学出身，开着埃德塞尔牌汽车，车上贴着尼克松标签。有人问奥维尔·弗里曼怎么会选中他担任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说不清，不过我想这和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可能多少有点关系。”弗里曼的确没有哈佛的学位，但对这一届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曾在明尼苏达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选入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莫尔丁在一幅漫画中把优秀生联谊会的钥匙描绘为进入首都的新钥匙。八年前在华盛顿到处感到的轻视甚至蔑视知识分子的风气现在已经一扫而光。为了树立这新风气，新边疆派对某些不甚合拍的事都尽量不说，例如，他们的总统之喜欢玩高尔夫球。此外，他最喜爱的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儿的心》，也不是什么古典作品。但是，把他描绘为一位名门望族的子弟，倒是恰当的。杜鲁门喜欢将军，艾森豪威尔喜欢企业巨头，肯尼迪则喜欢学士。在他的顾问中，以国务卿为首，有15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四位历史学家。国防部长、国内收入署署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里教过书。总统的黄金问题专家也是一位教授。而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同时，白宫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顾问。
  哈伯斯塔姆后来悻悻然数落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败时，把他们叫做“出类拔萃之辈”。他的评价是11年后才做出的，而且主要是指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毫无疑问，那是他们所干的最坏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不幸遭遇。在通观肯尼迪执政的年代时，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新政府早就摔跤了。他们头一桩突出的失败事件，其责任绝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他们不过是执行了上届政府定出的计划而已。当然，事先他们应该对计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即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多么容易犯错误啊。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想像与现实。罗伯特·肯尼迪在回顾新政府最初几星期情况时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因为总是听说人们怎样刻苦工作，我们还以为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呢。”他们所以能发现错误，倒应该归功于美国历史上一次最荒唐的冒险，那便是以古巴的猪湾为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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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那次惨败，哈伯斯塔姆后来是这样写的：“一位看起来是这么符合时代精神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项明摆着非失败不可的计划，一个对当前情况这么缺少了解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肯尼迪自己后来竟也问特德·索伦森：“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的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竟让他们放手去干呢？”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悔恨不已的总统“一次再次难以相信地提到猪湾事件，简直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怎么竟会卷入这样一种注定倒霉的冒险勾当中去。”
  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话。计划开始时看来倒也并不那样轻率。当选总统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从艾伦·杜勒斯那儿听到这个计划的。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罗伯特·肯尼迪——作了汇报。1月28日，总统召集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说，肯尼迪的“反应是审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们的新首脑不必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弄严实了。
  肯尼迪当时刚做了一个星期的总统。他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已很紧迫，对古巴旅来说，错过眼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卡斯特罗就要从俄国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式飞机，一到6月1日，就能装配起来足够数目的飞机编入现役，由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把古巴旅完全消灭在海滩上。此外，伊迪哥拉斯总统还说，那些受训的人到4月以后就不能再在危地马拉待下去了。因为那时是雨季，马德雷山区成了一片大沼泽，不可能再在那儿进行训练。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古巴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古巴的解放，就只等总统的一句话了。
  他仍然犹豫，于是压力愈来愈大。艾伦·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因为解散了的、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周游美国，揭露肯尼迪如何背弃他们，背弃反共大业。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告诉那批全部要求“只不过是希望有机会在本国恢复自由政府”的“优秀的年轻人”说，他们“是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援助的”？
  肯尼迪问成功的机会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说，中央情报局曾在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他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克的办公桌旁边，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的。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2月底，肯尼迪第二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他们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到危地马拉基地去。兰尼兹尔将军在读过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成，而海军作战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是这个想法。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去进行调查。下边是他的估计：
  『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旅和营的指挥官对计划的各个细节现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绪很高。【据查，中央情报局此时实际尚未向他们中的任何人说明该项计划。——译者】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边，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
  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约合145千米）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后来施莱辛格认为，当时如果有某位高参出面反对，远征计划就肯定会取消的。可是那时只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曾经表示异议（切斯特·鲍尔斯和爱德华·默罗也知道这一计划，他们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的消息来源是非正式的，因此不能直接向白宫提出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对这个该死的入侵计划，你是怎样想的？”肯尼迪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他们的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