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能听到他的讲话，他们就一定会认为，在裁军问题上，整个世界己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敢说，会议己经打了第一个胜仗——破了怀疑主义。”第二天早上，整个西欧的报纸的社论无不附和富尔的论调。开放天空，这话谁都懂得的。这是何等简单，何等痛快啊，只有自信本国无事不可告人的总统才提得出这样的建议。
  不过，要实行这个计划，却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跟俄国人一样，办不到。艾克的军事顾问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事先看过那份小字的计划书的这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他在即席发言时略掉了，——在计划书里，“开放天空”只是一种提示，目的在于使裁军委员会里的美国代表执行命令时，多多研究关于视察和报告的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他谈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签定不知多少别的协仪并经过考验之后，才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五角大楼并没有疑神见鬼的毛病，但谁要想接触那里的机密材料，不知得闯过多少关口。一个不肯把资料提供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府，是不会把它送到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去的。这时麦卡锡时代的余风犹存。麦卡锡参议员本人是搞臭了，全国对给佩雷斯撑腰的人也能原谅，但这跟容许米格式飞机翱翔于洛斯阿拉莫斯上空，可不能同日而语。【那是说，假定俄国摄影员乘坐俄国飞机。他们也可以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而让美国摄影员坐俄国飞机飞越苏联天空。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没有讲清楚，也没有人问过他。也许甚至那些欢欣鼓舞的欧洲人心里也明白，这所谓的“开放天空”实在太有点BBD&O（见前。实即作广告之意。——译者）的味道了。】
  会议结束了，布尔加宁把总统拉到一边，说，“别担心——结果会好的。”艾克离开日内瓦时满以为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朱可夫，对他的一片诚意想必深有体会。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苏联人对“开放天空”问题态度很持重，也许因为看到了其它国家对它表示欢迎。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尔还在给布尔加宁写信，建议把“开放天空”和另一个计划，即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合并考虑。但那时布尔加宁实际已经受到赫鲁晓夫的排挤，而赫鲁晓夫对这种和解姿态根本不感兴趣。他只顾发表一些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讲话。总之，“日内瓦精神”已经死透了，缓和并没有出现。这次会议没有能取得什么长远意义的成果，人们今天还记得的，只剩下当时艾克的笑脸所散发的热情了，而这点子温暖终于无法消融那绝厚的冰层。
  有可告慰的是，幻想破灭得还不那么快。总统飞回国时，人们还把日内瓦会谈看作一次了不得的成功呢。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竟想不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7月24日（星期天）凌晨，“哥伦拜恩”号载着总统回来了。其时天色未明，华盛顿国家机场被雨水冲刷着。但当他从舷梯走下飞机时，有好多人候在那里向他欢呼，通往白宫的马路两旁，也站了不少人。这可说是他总统生涯中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十年代中极其煊赫的一幕。当初去时，决心要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今日归来，胜利已经在握。他现在准备到丹佛好好休它几天假，玩玩高尔夫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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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9月23日这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早就醒了。他是在丹佛郊外拜尔斯皮克牧场上，科罗拉多银行家阿克塞尔·尼尔森家里作客，他亲自做了一顿早饭：牛肉火腿、猪肉香肠、煎玉米饼和烤饼。他先到劳里空军基地那座水泥墙面的办公楼，同助手们进行了两小时的紧张工作，然后乘车到樱桃山乡村俱乐部去打十八穴高尔夫球。他打出了八十四分。这个成绩实际并不坏，因为他玩球时两次去接紧急电话，其中一次是杜勒斯打来的，告诉他俄国人对“开放天空”问题的反应。
  午餐时，总统吃的是汉堡牛排配生葱，饭后又继续打九穴高尔夫。他打到八穴，忽然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用手揉抹胸口。他对俱乐部的职业高尔夫球手说，“我再也不吃生葱了，好象全堵在胸口。我还觉得有点烧心。”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他便一直在拉斐特街他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墓了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的一张阿根廷妇女的照片。后来乔治和玛丽·艾伦来一起吃晚饭。在端来烤羊肉，土豆和各种蔬菜时，艾克还说起他早晨吃完生葱不舒服的事，但说完也就忘了。晚上10点，他回到二楼卧室休息去了。玛咪的卧室隔着走廊，同他对门。
  她凌晨2点半醒来，听到他在床上折腾。于是走了过去。她看他还在睡，可是睡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做恶梦，还是怎么？”没什么，他叽哩咕噜着说，他很好；她就走了。但他很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于是下了床，通过走廊，到了她的房里。他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儿难受。她想起了吃生葱的事，就给了他一杯氧化镁乳浆喝了。她感到很不安，因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胸口痛。她拿起电话，找总统私人医生霍华德·麦克·斯奈德少将讲话，他住在劳里的单身军官宿舍，离这里大约有四英里。她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说：“你最好来一趟。”
  这话对斯奈德是不值说得的。那些症状，任何大夫听到都会大吃一惊的。他在睡衣外面匆匆加上一件外衣，对司机说，“拉斐特街七十五号，赶快。”他们一路不顾红灯拦路，急驰而去。3点12分，大夫来到总统的床边。总统满脸通红、浑身出汗，非常难受。他的脉搏极快，血压也高。斯奈德拿起听诊器听了听胸部，几分钟便得出了明确的诊断。总统得的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症。他的心脏已经受到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斯奈德这时还说不准。他给他吃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硷扩大血管，又加用了吗啡防止发生休克，然后又给他住射了一针肝素以免血液凝结。3点45分，又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艾克终于酣睡了，危险期逐渐过去了。斯奈德决定暂时对任何人，甚至对艾森豪威尔夫人，也不讲。他们帮不了忙，一家子慌慌张张，只会妨碍总统脱险。
  差不多足足四小时，始终只有斯奈德大夫一人守在总统床前。快到早上7点，灰色砖房里其他人也都醒来了，他便派人找来安·惠特曼。他对这位秘书说，总统有些不舒服，是消化不良。10点35分，这句话传到报界，立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时，斯奈德认为他不能再隐瞒其象了，便冷静地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市郊菲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主任大夫，请他带心电图描绘仪来。艾克在11点45分醒来，神志清醒，但软弱无力。描绘仪记录下来的心电图摊在杜德夫人餐厅的桌上，完全证实了斯奈德的诊断。他把夜来的情况告诉艾克，并说，“我们想送你到菲西蒙斯去，”按着又说，不必用救护车了。总统点点头，又让他通知特工人员。艾克由人扶着下了楼，坐进一辆候在路边的轿车，开了九英里路，来到那家医院。轮椅推着他住进了一套特别病房的氧气间里。
  当天下午2点半，在劳里的新闻秘书人员告诉那里的白宫记者们说：“总统刚才患了一次轻微的内科的——让我们把‘内科的’几个字划掉——总统刚才犯了一次轻微的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他刚才已经进了菲西蒙斯综合医院。他是坐自己汽车去的，也是自己从房间里走上车的。”
  他最后那句话，却被一派惊惶混乱的气氛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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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华盛顿，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是那天早上休假刚回来的。丹佛向报界宣布总统患心脏病之前不一会，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即打电话到副总统尼克松家（他的家是一所白色砖房，坐落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尼克松一家刚从邻家参加婚礼回来，副总统正在看《华盛顿明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患消化不良症的那段简讯。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在休息吗？”尼克松说没有，于是总统新闻秘书便用非常平缓的口气把情况告诉了他，说，“再过半小时左右，就要向报界宣布了。”只听尼克松叫了一声，“我的天哪！”
  副总统挂上电话，心神恍惚，走进起居室坐下。据他后来回忆，他在那儿至少有五分钟没有说一句话。等那阵惊恐的感觉慢慢过去后，他便同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通话，让他马上来。罗杰斯的汽车来到后，消息己在全丹佛传开了。于是尼克松家里的电话，便从此响个不停。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有邻居，有记者，有摄影员。尼克松决定不对报界发表任何意见，尽量呆在家里不露面。晚饭后，外边吵嚷得更紧了，他便决定去贝塞斯大街罗杰斯家躲一躲。这简直象电影里的潜逃似的：由罗杰斯打电话给他妻子，让她把汽车开来停在远处街口，马达不熄火。然后，在九岁的特里西娅·尼克松跑到草坪上引开了人们注意力的当口，只见尼克松和罗杰斯两人从侧门冲了出去，穿过小巷，跳上汽车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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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地方天气微雨多寒。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和安德鲁·古德伯斯特上校到了那里的美军基地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