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斯坦利·克雷默的影片“凶暴的人”还加上了未来野蛮暴力流行的征兆。马龙·布兰多扮演主角约翰尼，是个毫无意义的摩托车俱乐部的猩猩一般的“主席”。这些俱乐部成员都穿上紧身的蓝布裤，上身穿着黑皮茄克衫，背上漆上一个骷髅头和交叉着的大腿骨。按照电影的情节，布兰多这一伙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下午，冲进一个宁静的小城，由于没有事做，便把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显然，这电影是要揭露批判某些问题，但那是什么问题呢？是谴责那些青年吗？是谴责听之任之的态度吗？是谴责对法律和治安的不尊重吗？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克雷默要暴露的是战后富裕生活的阴暗的一面，是毫无节制的贪得无厌。有些人见到电影里的暴行有反感——在那个比较温和的时代里，那是够粗暴的了——他们认为那样来进行社会批评未免太过分了。
  有一小批年青的波希米派，他们认为对物质至上主义无论怎样指责，都不会是过分的。他们认为富裕生活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和它搏斗过，但失败了。现在他们承认被击垮了，或者说得更简洁一点，就是垮了。这个“疲塌”的一代在五十年代早期第一次出现，是在洛杉矶市下等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褪色的广告板和灰泥剥落的墙头后面的。这个运动在那里的灯光昏暗的咖啡馆里酝酿成长，然后往北一跳三百五十英里，在旧全山市哥伦布大道261号找到了它的圣地。那就是那个很快就在他们中间出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的合伙人之一就是在巴黎出生的满面胡子的劳伦斯·弗林格蒂。他曾在海军服役，在《时代》杂志当过送信员，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得过学位。1953年他和彼得·马丁合办了这个书店，成为美国第一家全部供应平装本的书店。弗林格蒂用卓别林的电影名字给这个书店起了名。扩大以后，他又办了“城市之光丛书”，这是一家出版社。列在该店出版书目的诗人中，第一个就是他本人。他的诗中，有一首的标题是《发动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弹劾的宴会的初描》，这就可以使人大约知道他和五十年代的一般商人有多大的不同了。
  “城市之光书店”还充作一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讯地址。这些人不同寻常，即使是在本行中间也是如此。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科尔索的人曾在1946年披捕，因为他和同伙们要进行一系列的精心策划的抢劫案，把纽约市夺过来。逮捕他时，他还拿着步话机统一指挥这些抢劫。他在监狱里过了三年以后，就在哈佛大学的“扩大眼界图书馆”里自学，写了一些象《结婚》那样的诗。诗中他对一个要和他的未婚妻度过一个晚上的青年说：
  『不要带她到电影场，要带她到坟场，
  对她讲狼人的浴缸，和校正了的单簧管
  然后向她下手，吻她，如此等等
  我知道为什么她没发脾气，而她甚至会对你这样说：
  你摸吧！摸着很舒服呢！』
  “疲塌”派的作者的年龄属于摇曳舞的一代，但他们则认为己经不是了。作为社会预言家，他们主张自发表现、旅行、东方的神秘主义、唱民歌、弹吉他、跳勃鲁斯舞、各式各样的性行为和他们所谓美国的梦想。有些人成了著名人物。最著名的是一个结实的法裔加拿大人，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足球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商船队的水手，在1940年末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任教。他出世的时候名叫让－路易·克鲁瓦克，但到了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城镇与城市》时，就将名字改为杰克。一些评论员认为他和其他新复兴时代的作家是消极的，他驳斥这种说法。他肯定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极其积极的。本·赫克特在电视里问他，为什么不多写一点“这个国家有什么毛病”呢？克鲁瓦克后来写道：
  『他要我做的只不过是要我说反对人民的心里话。他轻蔑地提出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教皇，和所有这一类的人物……不，我要为一些东西说话，为了十字架，我会说话，为了以色列之星，我会说话……为了可爱的穆罕默德，我会说话，为了老子和庄子，我会说话，为了支持D.T.铃木，我会说话。为什么我要攻击我在生命里所热爱的东西昵。这就是“疲塌”派。活下去活到死的一天么？不，是爱生活爱到我们死的一天。到了他们要来象处死耶稣那样用石头把你扔死的时候，至少你没有温室，你有的只是玻璃般的身躯而己。』
  他的《在路上》只写了三个星期。杜鲁门·卡波特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这完全不是写作，而是简单地把字打出来罢了！”但是他把人们想听到的东西说了出来，所以他们还是买了五十万册。这本书谈情说爱的情节是索然无味的，书中人物的眼界是浅薄的，尽管他们在国内东来西去到处探索，他们似乎总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也似乎什么都探索不到，甚至自己是什么也弄不清楚。但也许这就是他要说的吧。起码克鲁瓦克眼中的人们总是张开眼睛，而不是被家里的物质世界把他们围着。“疲塌”派的人是真诚的，他们对他们那一代的毫无生气的生活不满。比克鲁瓦克写得更为有力的艾伦·金斯伯格对冷战问题，是用摧枯拉朽的气慨写的。
  『美国呀你并不是真想打仗。
  美国呀，就是那些坏俄国人、
  那些俄国人、俄国人、中国人，俄国人，
  俄国人要把我们活活地吞下去。他们是权力狂。他们要
  把我们车库里的车拿走。
  他们要把芝加哥夺去，他们要搞一份《红色读者文摘》。他
  们要把我们的汽车厂放在西伯利亚。要由他们庞大的
  官僚主义机构管理我们的加油站。
  这不好。唔！他要使印第安人读书，要使黑鬼出名。啊，
  他要我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救命啊！
  美国呀，这是严重的。
  美国呀，这就是我从电视机里看到的印象。
  美国呀，我说的象不象？
  我还是立即动手工作吧，
  是的，我不想参军，或在精密仪器工厂里开车床，反正我
  是近视的，是精神病患者，
  美国，但我也要担负一份不寻常的责任。』
  金斯伯格并不是真正神经错乱，但在进行了一年精神治疗以后，他的生活改变了。那是在1954年和1955年早期。它使他结束了初露头角的市场研究顾问的生涯离开病床以后，一口气写出了《吼叫》一书。旧金山警察认为内容淫秽，把它充公。但是法官认为这篇长诗还有“重要社会意义”，于是金斯伯格和克鲁瓦克，科索，弗林格蒂都成了这个“疲塌”派的宇宙里的红星了。
  这些人一出现，那些一本正经的祟拜他们的人就想把他们圣洁化。着了迷的英国教师，对金斯伯格的同性爱和克鲁瓦克的不道德，都视若无睹。他们说，beat（疲塌）就是“beatitude”（耶稣“登山训诲”【圣经中重要一段，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至第十二节。——译者】的福音）的缩写，所以这些诗人都是受到上帝赐福的。这些“疲塌”派被惹得大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他们的工作有无内在价值（其实多半也是价值不多的），但他们使人们对那种不加思索地随俗从流的习气有所怀疑，这样，他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社会目的。不承认他们这一成就，就使他们成了文坛的阉人。但当时不大可能。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他们还继续引起热烈的反应。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运动唯一的奇怪之点，就是为什么它会引起社会那么大的争论。它从来不是革命性的运动。这些诗人们都是易于共处的吟游诗人，而不是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他们不会打破门窗、埋定时弹、咒骂宗教信仰，更不是对既有体制，——这个词义当时在美国语言里还没有呢——的威胁。肯尼思·雷克斯罗斯当时五十岁，是这些人的老前辈。他曾讥讽地说，“我写诗是为了勾引女人，推倒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上雷克斯罗斯已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荣获了几个文学奖，而且因为以前当过爆玉米的推销商，所以还有点商人的味道。事实上，克鲁瓦克也是如此。在他的《地底海》一书中，主人翁因为知道另一个“疲塌”派作家领到的预支稿费，比之他自己的多，感到失望恼恨。他对此进行了巧妙生动的描述。他在别的地方却说，“我们什么都爱——比利·格雷厄姆【比利·格雷厄姆，美国福音会牧师。——译者】、十大名牌大学、摇滚舞、禅宗、苹果馅饼、艾森豪威尔等等，我们都赞同。”当然，他们并非如此，他也不是要你认真地对待他这番话。但是，“疲塌”派并不是好斗派。要是以为他们会向五角大楼游行示威或向国民警卫队扔石块，那就是荒谬可笑的。甚至要是有谁把警察叫作“猪猡”，他们也会为之大吃一惊。如果说他们有些什么行为类乎游行示威的话，最多也不过是金斯伯格背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抽大麻烟”而己。
  但对当时习俗说来，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讳了。抽大麻烟被人认为是坏至难以想像的事情。不但如此，“疲塌”派还满嘴粗话，甚至有时在公共场合也是如此。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奇风异俗是被人怀疑的。他们的成员说自己与众不同，光是这一事实已使他们显得越乎常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