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以相当于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二百万吨梯恩梯的爆炸力，把珊瑚礁爆裂开来——威力等于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九百至一千倍。接着，风把放射性微尘带过来了。气象学家们原来预料会出现往北刮的强烈阵风的。相反，风往南吹，吹到比基尼岛南一百二十英里，远远超乎试验人员所划为危险区的范围之外。这些放射性微尘落在一个日本拖网渔船之上。事有凑巧，这条船竟取名为“福龙丸五号”。这些日本渔民最初吓了一跳，以为他们遇上了前所未闻的热带风雪，到了他们回到他们的海港时，他们终于弄清了可怕的真相。全部二十三个渔民都病了，住进医院。接着，船上那个无线电员死了。与此同时，高度敬感的仪器装置，又在日本，澳洲、美国，欧洲的雨里甚至飞过印度上空的民航机的汽油里，发现放射性污染的迹象。
  这样，有关死亡的词汇中又增加了一个：锶90，或放射性锶。这是有高度放射性的锶同位素，它在生物有机体中的半排出期是二十五年。袭击“福龙丸五号”的致命的风暴就是这种东西。这种锶90和钙一样存储在人体骨胳中，和放射性碘相结合，成了致癌物质，而这种放射性碘己在这些渔民的甲状腺内发现了。据说这对后代还会影响，虽然其影响要过很多代以后再能测量出来。施特劳斯海军上将把这些提出警告的科学家说成是“绥靖派”，“惊慌派”。他自己派出一队技术人员到世界各地调查，结果似乎证明他给这场调查起的代号叫“阳光灿烂”是有根据的。可是另一些调查人员倒是觉得颇为阴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名誉教授A.H.斯特蒂文特说，“这个爆炸了的氢弹的最后结果，就是生育出很多畸形发育的人。”加州大学的遗传学教授柯特·斯特恩说：“由于过去这些氢弹试验，现在世界上每个人的体内，都已有少量的放射性物质。”而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监的顾问、海军科研局核弹研究处负责人物理学家拉尔夫·莱普则提出预言说，到了七十年代某些时候，同温层内的放射物质的积聚，就会超过安全许可量，影响到地球上每个人的健康。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超过当年春天的一切大事——布里克修正案所引起的激烈辩论，印度支那的危机，奥本海默的倒霉等等——然而在那时，它也和所有这些大事一样，被一个问题所盖过，这个问题荒谬绝伦、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甚至毫不重要，以致使人产生严重怀疑，究竟民主制度有无能力经得起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各种挑战。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相信，但当时整个国家在整整三十五天内，都热衷于一场争论：究竟是谁同意把一个有左倾思想的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从上尉按惯例提升为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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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提升欧文·佩雷斯的？”参议员麦卡锡反复提出质问。他始终没有弄清是谁，而事实上他对答案也不感兴趣。佩雷斯不过使他有个借口来插手军队的问题而己。事实上，这个牙医之所以当上少校，并不是因为他的上级的同意，而是因为根据“医生服役法”的规定，他可以得到自热提升，这是使军队待遇和民间收入拉平的措施，而这一条麦卡锡本人是同意的。佩雷斯于1952年10月进入陆军。一年以后，他得到了少校的铜质栎叶领章。第二年，人们发现他原来是美国劳工党的成员，这在当时就等于是个共产党了。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泽西州基尔默营在麦卡锡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援引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人事行政局办公室已通知第一集团军把他解职，三天以后他被解除职务。但对那位威士康星州的新参议员说来这还不够。麦卡锡认为该把佩雷斯送交军事法庭，没有这样做，就说明陆军部已有共产党渗透进去，他就准备运用他的调查权力，来挽救这种局面。
  研究麦卡锡的人认为后面还有文章，而事实上确是有的。肯定地说，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乔·麦卡锡是反对陆军当局的，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仅仅陆军是确立的权威这一点也就够了。在他未发现共产主义这个题目以前，他第一次在华盛顿捣乱就遇到了陆军。在突出地带战役中，有七十三名党卫军在马尔梅迪把一百五十名被俘美军杀害了。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被判处死别。但乔在1949年就为这些党卫军说话。这场争吵使这个参议员梦寐以求的在头条新闻标题上出现的宿愿得到了实现（什么“麦卡锡攻击残暴行为”；“麦卡锡暗示有神秘的证人”；“麦卞锡攻击陆军掩盖真相”等等）。结果这些德国人没有处死，而从那时到现在，并没有什么东西说明麦卡锡不再准备再和五角大楼较量一下。但是，他对陆军也没有积怨。他自己的利益和陆军的利益没有冲突。而且在1954年早期，他有更大的个人动机，要攻击其他机构。决定对陆军展开进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两个很不简单的年青人，麦卡锡的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可以说是五十年代的利奥波德和洛布【1924年芝加哥两少年杀人犯，他们自以为是超人。——译者】。他们的名字是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热心政治的年青人的典型，就如马里奥·萨维奥【1964年加州大学哲学系学生、自由言论运动领袖。——译者】与马克·拉德【60年代青年激进分子。——译者】是他们那一代的典型一样。他身材矮小，一头黑发，感觉迟钝，目中无人，但记忆极好，过目不忘。他的垂下来的眼皮和他的肉感的嘴巴，使他表情显得阴郁而奸诈。他也和麦卡锡一样，只要是争吵，就都感兴越。他经常把他的黑发梳整好，这大概是能够说明他出身于较好家庭的唯一标志。他的父亲是个民主党人，是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罗伊的母亲简直崇拜她的孩子。当他还是小孩时，他的朋友的一个父亲主持一次旅行，请他参加。接着这个人便接到科恩太太的一个电话。她说：“你这次可幸运了。罗伊和你一起去。他聪明伶俐，懂得那么多事情。你一定会从他那里得到很多乐趣，而且你很可能会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
  肯定他是早熟的。他在二十岁时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只好在曼哈顿岛游游荡荡，等到二十一岁才当律师。那天，他宣誓就职，当了美国检察官助理。他成了研究所谓颠覆活动的专家，除了其他案件而外，还参预了雷明顿和罗森堡案件的审判。到了二十三岁，他就成了为沃尔特·温切尔和乔治·素科尔斯基提供内幕消息的来源，一方面他吹捧他们两人，另一方面这两个也吹捧他，给他写介绍信，使他得以爬向第二个目标：那就是，当美国司法部长詹姆·麦格雷纳里的特别助理。1952年9月，他达到了目的。科恩到了华盛顿第一天，就已露出一些征兆了：他在麦格雷纳里的私人办公室里宣誓就职，其实是不必再进行宣誓的；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的职责，但又忘记宣布他的职称，于是又再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来弥补这样的粗心大意；他还要求自己有一个私人电报挂号号码和一个通向他以前在纽约的上司的私人电话。两样都未被批准。但他还是想到办法把同用一个办公室的三个年青律师撵走，把这房间变为他的私人办公室。12月，他准备控告欧文·拉铁摩尔犯伪证罪的起诉书。这个案件没成功，但这时科恩已经不在乎了。1953年1月24日，他辞去司法部的职务，去当参议员乔·麦卡锡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
  沙因比科恩漂亮。他是个长着金发的、懒洋洋的青年，脸孔和身材都象个正在发育中的希腊神。他生长于富贵之家，是安都弗学院和哈佛大学1949年的毕业生。由于他自己有个贴身仆从，和一辆巨型的有电话和无线电收发两用设备的黑色敞篷车，所以在哈佛期间就很惹人注意。哈佛的《绯红》小报描写他去参加聚会时说：
  『他从车里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的车子现在经过科普利广场。请告知前进方向。”接着不久，又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现已到了肯莫尔广场。请告知我如何前进。”』
  他也和科恩一样，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他在学校里写了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后来印成了一本总共六页的小册子，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后来沙因成了名，《时代》周刊称这小册子为“出奇的简洁”。可是《纽约人》就不那么客气，说“它把俄国革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等等大事都写在这些大事并没有发生的那些年份里。它把列宁的名搞错了。它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搞混了。把马克思和列宁搞混了。把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李沃夫亲王搞混了。它把十五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和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搞混了。”到了这时，要想找这本书就很不容易。但当《共产主义的定义》开始发行时，在沙因的旅馆业系统中，它还是和吉迪恩会【这是国际基督教徒组织，其工作是筹措款项，购买《圣经》，放在各旅店的房间里。——译者】的《圣经》放在一起；沙因旅馆业系统所属旅馆有迈阿密市的罗尼广场饭店，奥尔巴尼市的坦艾克饭店，洛杉矶市的大使饭店，阿特兰大市的里兹·卡尔顿饭店，博卡·拉顿市的博卡·拉顿饭店。有一位客人读了这本书感到很高兴，那就是本杰明·舒尔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