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种奇怪信念得到如此一致的坚持，以致后来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支那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所安排的时间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都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是共产党人单独挑起来的，旨在加强大部分亚洲人当中已经平息下去的排外情绪。我们的英国盟友和许多欧洲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是为了制止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谋略。”』
  辩论产生于胡佛－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同杜鲁门－艾奇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之间的实质性分歧，却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个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与道格拉斯也都是民主党人，两人都认为未经国会同意总统不能把士兵派往海外。另一方面共和党参议员洛奇与诺兰则认为参议院既已原则上同意北约组织，杜鲁门就可以提供部队予以贯彻执行。托马斯·杜威、厄尔·沃伦、哈罗德·史塔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约组织；最后，一位共和党的未来总统的证词决定了辩论的结果。
  这个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将军曾雄辩地谈过当时所谓“集体安全”的必要性，但是马歇尔早就参予了罗斯福－杜鲁门的各项政策，难以超脱论战之外。艾森豪威尔则不然，他在圣诞节前一周才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去当西方欧洲防卫力量的最高统帅。他告诉国会，除了“重新武装保卫欧洲”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他报告说，在欧洲人中，反抗斯大林的意志很强烈，他建议美国出掌北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并极力主张美国多派一些军事力量到欧洲，国会对将来增援力量也不应加以限制。
  塔夫脱抗议说，这会把事情弄得“更加朦胧含混、难以捉摸、轮廓不清”，但是辩论随即结束，他失败了。正如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中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具有艾奇逊所缺少的“国内的政治支持”。而且，他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自从去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参议员麦卡锡入侵西弗吉尼亚州以来，共和党的支持成了国务院中的一件短缺的商品。”惠利的决议案被撤销了；国会于4月4日通过一项代替的法案，批准派遣四个师去欧洲。国会劝告总统，没有得到“国会进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军队，但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住杜鲁门。
  对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个困难的冬天。他们在野已有十八年，又没有注意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背后所积聚起来的政治力量，因此瞻望前景，感到更是凄凉。麦卡锡现在成了共和党内最显赫的人物。11月，他跑到马里兰州去清除米勒德·泰丁斯。这是一次可耻的活动。泰丁斯的竞选对手是一个无籍籍名的共和党人约翰·马歇尔·巴特勒。麦卡锡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支持巴特勒，煞费脑筋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报《记录在案》。在选举前一天晚上，小报出现在马里兰州每家每户的门口台阶上。麦卡锡在小报里捏造了各种卑劣的谣言来攻击民主党参议员泰丁斯，最后竟然还登了用换头术拼凑的假照片，显示泰丁斯与厄尔·白劳德在握手。泰丁斯以四万票之差落选。他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既然他能被打败，谁也就都不能保险。选举后第二天早上，一个资望很高的民主党参议员环顾参院中的同事们问道：“丧钟为谁而呜？”然后挖苦地自己回答说：“为君等而鸣。”
  下一个月，在华盛顿的萨尔格雷弗俱乐部又发生了一桩事，显出林肯的党堕落到何等地步。在德鲁·皮尔逊五十三岁生日前夕举行的晚宴上，参议员尼克松离席，在男厕所里碰上醉酪酪的参议员麦卡锡正在殴打皮尔逊。麦卡锡用皮带抽打那位专栏作家的脸，并嘲笑说：“这一下是为你打的，迪克。”接着又说“我想证明一种理论。你要是使用膝盖用力顶撞一个人的睾丸，他眼珠就会出血。”尼克松调解说：“让一个教友会派教徒制止这场打架吧。”他拉住麦卡锡的手臂说，“来吧，乔，你该回家了。”麦卡锡答道，“不，他不走，我就不走。我可不会在狗崽子面前掉过脸去。”皮尔逊走后，麦卡锡才向尼克松承认，他记不起把汽车放在哪里了。两人在附近找了半个钟头，那位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去认车牌，那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在黑暗中东歪西倒地跟在后面。尼克松找到了汽车，麦卡锡急驰而去。对乔来说，最好是睡醒酒再开车：同样，对共和党士气来说，让别的共和党人取得千百万选民的支持要好些。但是共和党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它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没有偶像可言了。
  春天来了，一切随之改观。4月11日，哈里·杜鲁门为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他解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职务，使“大辩论”变为一场更大的辩论，从而触发从对日作战胜利到十二年后的达拉斯事件【指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人杀害的事件。——译者】之间美国最动感情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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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阿瑟不象艾森豪威尔那样受到战士们的广泛爱戴。但是将领是不能用是否孚众望来衡量的。论功绩，麦克阿瑟使他同代的美国军事将领都为之失色，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1918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彩虹师师长，年方三十八岁就成为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后又重新服役，率领美国地面部队抗日；继以总统代表的身份统治战后日本；到1951年，他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简直象座尊神。他当了四十八年军官，学会了也实践了一切军人的美德，唯一的例外是他当不好副司令官。
  我们永选不会知道在中国人参战以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天里，他有什么想法。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丧失斗志。根据当时任布雷德利将军的副官、日后又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军事助理的切斯特·克利夫倾少将的说法，早在1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决定以军事的、而非政治的理由召回麦克阿瑟：“真正成问题的是麦克阿瑟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且开始对他属下的校级军官和部队丧失信心……。他最后犯的箱误是不服从最高统帅的领导（这一点是绝对不成其为问题的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就很容易决定该怎么办。”但是，多数华盛顿人士怀疑总统是否有申斥麦克阿瑟的勇气。4月11日早上的《华盛顿邮报》出现这样的标题：国会获悉，总统排除召回麦克阿瑟的可能性；但仍有可能给他申斥。
  这时全国都已知道两人间的争吵。威克岛的精神早已忘却。早在12月，麦克阿瑟便开始在报上对总统放冷枪，把措词尖锐的信件寄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合众社社长。杜鲁门后来说，“我本应当时就地把麦克阿瑟解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参谋长联席会仪去通知将军：未经事先请示华盛顿，不许发布有关政策的“讲话、新闻稿或公开声明。”圣诞节后，总统给麦克阿瑟去信，既赞扬其才干，又温和地提醒他，“就扩大敌对行动区域而言”总统有责任“审慎行事”。为了使麦克阿瑟确实明白这个指示，科林斯与霍伊特·范登堡两位参谋长于1月12日飞往东京，在总部大厦向他递交了信件，并告诉他：如果他需要的话，他们准备作出进一步的澄清。他说他不需要。在随后两个月里，他拒见记者。然后，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来说，他有预谋地“严重破坏了政府的行动……破坏了一次向他打过招呼的行动，这是对最高统帅最粗暴的公然违抗。”
  总统已经感到是进行停火与和谈的时候了。在3月20日，他起草了一个有关的声明，并将抄件送到联合国中各个盟国那里征询意见。参谋长联席合议将原文作为密件发到东京。可是麦克阿瑟竟然召见记者宣布他准备和敌人按他自己提出的条件谈判，这自然使他们不胜惊异和恐惧。他这样做，既破坏了杜鲁门的计划，而又一无所得。将军向北京提出的条件是全部被歼，正如沃尔特·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指出的，“任何政权都不会在生死存亡问题上讨价还价的。”赤色中国人只是重申对胜利的信心。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失败了，气得总统憋闷无言。他后来写道，“麦克阿瑟使我别无选择。我不能再容忍他的违令抗上。”然而在他采取行动以前，又发生最后一着，使总统忍无可忍。将军给众议员乔·马丁去了一封信。
  马丁是众议院里的共和党领袖，是国会里把麦克阿瑟当成友好的外国君主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共和党参议员，密执安州的霍默·弗格森，他竟然建议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去东京，以便从麦克阿瑟嘴里了解美国政策的目标该是什么，以及怎样实现。马丁被认为是杜鲁门的比较凶恶的批评者之一，因此麦克阿瑟当然知道，给他去信只会引起麻烦。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站起来宣称：“我有义务把我从一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处获悉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这个消息就是麦克阿瑟对行政当局进行了全面攻击和提出了国民党中国的部队在朝鲜前线布防的要求。当天晚一些时候，从伦敦又传来消息，麦克阿瑟和英国陆军马丁中将会见时又作同样声明，并予发表。当天晚上，艾奇逊得到通知，明早紧接内阁会议后，总统想与他和马歇尔将军商谈。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们将要讨论什么题目我是拿得准的。”
  第二天是4月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