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总统不但竞选胜利，在选举人团中也取得出色的胜利——票数是304票【田纳西州一个原先拥护杜鲁门的选举人，后来转而支持瑟蒙德。】对189票，另有38票是狄克西党人的。不但如此，国会也与他一道取得胜利。在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是以51席对45席控制了参议院，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众议院。现在民主党以54席对42席在参院占了优势（比上届多了9席），又以263席对171席在众议院取得优势（比上届多了75席）。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和埃斯蒂斯·凯弗维尔都当选参议员。门南·威廉斯当选为密执安州州长，切斯特·鲍尔斯为康涅狄格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为伊利诺伊州州长。
  塔夫脱这时暴跳若狂。“我不管对这件事情怎样解释，”他说。“又把那么粗鄙的小政客送回白宫简直是违反普通常识。”但在其他各处，杜鲁门这样取得胜利，使那些有宿怨的人也为之折服。“对这样一个本已失败但又总不肯低头挨打的人，你只有对他致敬。”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写道，“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取胜，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度，仍然是爱戴敢于战斗的人，仍然尊敬那些不屈不挠的人。”这次成功其实不只是个人的胜利。选举后两天，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杜鲁门先生本人的胜利、国会两院里民主党又成为多数、民主党在这样多的州中取得优势，都证明民主党有巨大生命力，这是罗斯福从1932～1944年领导和发展的党……罗斯福死了，他建立的党还存在，而且无疑还是美国政治上的支配力量。”
  选举后第二天，新闻记者和社论撰稿员都互相避开视线。新闻界和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都成了全国的笑柄，他们自己也知道。艾尔索普兄弟写道：“职业政治家、民意调查人、政治记者们以及其他自作聪明的人和预言家们，现在能继续以权威姿态谈论问题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怎样烧那老乌鸦。”【烧乌鸦吃是美国俗语，是低头承认错误之意。——译者】当总统和当选副总统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这时高举《芝加哥论坛报》的“杜威击败杜鲁门”的通栏大标题），他们受到75万人欢呼，《华盛顿邮报》大楼正面，挂一条横幅“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端到桌上，我们就吃。”赖斯顿给他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和别的记者们过于缺少联系了，并且我们对民意测验的大量统计数字也过分相信了。”《时代》周刊说，报纸“把报道职责委给民意测验所了”。有几位报纸发行人大怒之下，停订了民意测验报道，民意调查人也低首认罪。盖洛普只是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起打电话给《文摘》最后一任编辑威尔弗雷德·芬克，请他发表意见。芬克回答说：“不要认为我是恶意的，但我对这件事确实觉得非常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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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密执安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对各种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而盖洛普和罗珀也认真地对自己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各方面结论倒是惊人的一致。密执安大学发现，投杜鲁门票的24105000中，14％，或者说有3374800人是在竞选的最后两周才决定投他票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每七个选民中就有一个人（即6927000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谁的。在这些人中，有75％选了杜鲁门（即5195000人），25％选了杜威（即1732000人），相差3463000人。既然杜鲁门在11月2日比杜威多2135000票，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用密执安大学还是用盖洛普－罗珀的数字，都证明大约有330万拿不定主意的人，到了竞选行将结束时才决定了谁胜谁负。正是在这期间，杜威在本能上本来要采用杜鲁门那种不管粗鄙与否、给他致命一击的方式，但由于所有的专家顾问们都认为他不该如此，他也没有这样做。
  第十六章 猜疑的年代
  在杜鲁门总统离开缪尔巴赫旅馆回到华盛顿之前，他得到通知说不要到白宫去。不是发生什么政变；只是房子不安全。这座美国最著名的住宅有马上倒塌的危险。房主人听了并不觉得惊奇。根据国家档案馆资料，“杜鲁门总统因为觉察到书房的地板震动而感到不安。”其实还不止此。在没有风的时候，东厅的大型吊灯也会叮铛作响。总统用他的医生的听诊器压在墙上，可以听到格格的震裂声。
  他早就派人进行检查。从后来情况发展看，可以说是颇为及时。在竞选运动最后那一周，工程师们发现那些1814年被英国人烧焦而又从未更换过的横梁就要塌下来，他们大吃一惊。彩画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就重达七十磅，已经下垂了六英寸。总统一家刚刚踏出前门，前往独立城，建筑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带着支柱和脚手架从后门赶进去。修缮费用估计要五百四十万元，也许盖一座新楼还会便宜些，但是把白宫拆毁是不可想象的。修好以后，新主人就会有空气调节设备，防火装置和多频道电视线路。而在修复以前，杜鲁门一家只好在斜对面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48号的布莱尔宾馆委屈一下了。
  “公平施政”就是在布莱尔宾馆诞生的。杜鲁门在担任总统的头三年，只把自己视为罗斯福政治遗嘱的执行者。但是，这时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无虞温饱。经济状况的改变，需要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富裕现在已快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这种自由主义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创造财富和实现公平分配上”。甚至在这次选举胜利以前，一群杜鲁门的得力助手，已经在联邦社会保险局局长奥斯卡·尤因在沃德曼公园公寓里，连续几个星期，每星期一晚上举行讨论会，拟定出一个规划。尤因主张搞一个全国医疗计划，不久将使美国医疗协会惊惶失色。【参加者除尤因外，还有克利福德、查尔斯·墨菲、吉拉德·戴维森、戴维·莫尔斯和利昂·凯塞林。】他们的一系列建议的雏型，当初都在总统在“芜菁节”会议期间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中提到。现在加以发展后，内容包括民权、住房建筑、失业津贴、农业补助、控制通货膨胀等等方面的新措施，对低工资收入者削减三十二亿元的所得税，由联邦政府对学校进行补助，废除塔夫脱－哈特利劳工法。这些措施，加上尤因的医疗照方案，后来便成为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的施政核心。
  选举结束以后，杜鲁门在基韦斯特休整了一周，接着就埋头于准备将要发表的国情咨文。这篇咨文后来确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但在1948年最后几周所出现的新设想中，那个后来被认为和杜鲁门名字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不是在1月5日那个国情咨文中发表的，而是等到又过两周总统就职的演说中发表的。（据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回忆说，“12月末我们在起草就职演说稿时，我们确实觉得不好办。我们的头头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胜，他和我们大家都认为，到了1月20日他宣誓就职时，他应该有些规摸巨大的、崭新的、吸引人的东西向全国提出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论述了国内问题，就职演说就应着眼于国外问题。困难是杜鲁门的对外政策的重大环节已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欧洲复兴计划方面体现出来了。于是，克利福德想起“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前，有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当时在拉丁美洲已经在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计划能不能运用于远东，仿佛欧洲复兴计划。在我记忆中，当时提出这问题，并不认为是完全可行的。”克利福德向总统提出这个计划，总统考虑片刻以后说，“看来可行。我们就采用这个计划吧。如何执行的细节我们以后再制订。”杜鲁门原来己决定在就职典礼时对群众说明：在和别国打交道时，美国作为后盾的将是它对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新的北大西洋联盟的信念。除了这三点以外，他现在又加上了一点，就是对落后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在最后的演说稿中，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第四，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使我们科学进步与工业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于改善和发展不发达地区。……』
  “第四点计划”轰动了世界。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于1949年3月表示赞同这个计划。这在人们心里激起了希望。有了美国的技术，就可以把原始的农业技术进行革命，提高亚洲非洲的生活水准，以及有象田纳西河流管理局那样的办法来驯服它们的江河。“尽管有人批评总统不问情由先开了枪再说”，詹姆斯·赖斯顿在华盛顿写道，“但此间普遍赞同他这个殖民地发展计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杜鲁门总统把美国的技术用来为世界上那些不够幸运的人们改善处境，打开了英国和全西欧有识之士的眼界。”可以预料，美国国会会有人持有异议而发出不满之声的。迪安·艾奇逊称他们为“原始人”。参议员肯尼思·惠利和乔·马丁就在那里抱怨，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詹纳说这都是厄尔·白劳德出的点子，参议员塔夫脱则提出他想知道钱从那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