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些话会的复员军人的年轻太太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寻味的离婚案，理由是双方缺乏感情。这些太太们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期间曾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难年头并没有在她们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她们张嘴微笑，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她们年轻时期，畸齿矫形术和整齿器还索价较高。有些人到了30岁，就要镶上假牙。）根据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1945年对1.5万名女子的调查，那时美国少妇们的腿，比之她们1890年的老祖母要长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兰尼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形象，臀部却略小些，也没有那么妖娆。到了举行婚礼之日，她们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则略高些），胸围33.9英寸，腰围26.4英寸，臀围37.4英寸。到了她们够条件参加洛杉矶那些早上咖啡话会时，她们已是年轻的母亲，身体某些部位已经逐步粗肥些了。但她们还是又苗条又抖擞，当时欧洲的记者对她们很欣赏赞美，说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是爱取笑，有时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说：“就像一个叫声不停的母鸡场。”她们有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惯说“亲爱的”来表示亲昵，现在已由“宝贝”所代替。在她们当中，除了那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妇女选民同盟”的会员而外，对国家大事，都完全不感兴趣。她们属于“不表态的一代”，并对此引以为荣。她和丈夫连报纸也很少浏览。她对他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职业。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少妇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少妇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特别有吸引力，已成了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在这些年头里，超级市场增加了两倍，就快要过两万大关，但是始作俑者旧金山的水晶宫市场，早在1922年就已经开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亚就已开风气之先，开设了一些汽车电影院、汽车餐室、汽车银行和汽车教堂，还设计了可以把车子洗净打蜡，而无需驾驶者下车的机器。战争爆发以后，什么后院烤猪窑、肾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发展起来。最初设计出有八条车道的超级公路、梅花型立体交叉和自动找零钱的公路收费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工程师。第一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衣参加正式宴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穿上铁青色小礼服的也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女人们带头穿半裸、后来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长裤上街，在树丛中装上彩灯、建造错层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都是从加利福尼亚传到全国的。用一个词概括的话，那就是他们有创造性；另外一个词，那就是不拘礼节。至于咖啡，那不用说，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话会的话题，往往是谈论孩子们的事情。人口剧增出乎意料，就是这批满脸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无意中起了促进作用。“过去在大学未毕业、事业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几个女朋友出去玩玩，”贝蒂·弗里登说，现在复员军人“靠着士兵权利法案，马上就可结婚。”当然，人口学家不会认为：新婚夫妇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拥抱而已。但他们原来以为他们会像30年代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在生育问题上会有所克制。但是现在这些当上了父母的人，情绪显然不同。“这些复员军人夫妇们总想把称心如意的东西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没有似的。”卡罗琳·伯德说：“什么房子、车子、洗衣机、孩子……他想马上样样都有。……他们要了孩子再说，而不考虑将来给孩子整齿和送他们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纳大学的艾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1944年发表的数字和40年代后期人口统计的数字比对一下，并进行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发现美国男人结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性交次数高达136666060次，或者说，每千分之四点八秒全国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岁月里，美国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妇女怀孕，说起来美国人口统计局也会脸红呢！
  对这个局来说，这简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计都完全没有用了。战争的年代并不停止生育，那几年里一直有“战时小宝宝”在生下来。出生数每年多达300万。到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那一年，出生数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万。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甚至连接近最高纪录也不是。第二年又从1946年这个已经是破纪录的数字再增加40万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远景规划的人发现美国多了二三千万人，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就是十几岁那一代，而这一代学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别多的。即使在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1964年，战时小宝宝还未成年，大萧条时期的成年人在选民中还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某些对立，是在约翰逊第二任总统的期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杜鲁门时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们进入中年以后，就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变化，倒不一定是太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斯波克医生的育婴手册成了1895年出现畅销书目以来的一本最最畅销书了。斯波克书中有一节专讲他所谓的“听之任之”。他写道：“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来教养孩子的，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他们应当谨记：“过去医生们总是再三要父母们不要纵容孩子，现在则劝告他们不但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而且还要考虑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时代”于是开始。
  从很多方面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比尔·莫尔丁在他的连载漫画《在前线》之后，又发表了漫画《归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当上爸爸的一边抱着蔬菜，一边推着孩子坐的小车，旁边一个穿着军服的中士问他：“威利，做个自由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复员军人觉得好极了。有些妇女杂志开始发现一个新现象：这些新当上爸爸的自告奋勇去调奶粉，半夜两点负责喂奶，连尿布也亲自动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还要过15年才有）。但随着新的家庭电器设备陆续上市，这些家务就较易处理了（切肉还未有电刀，但磨刀有了电磨，切肉就不费劲了；安在墙上的吸尘器也还未出现，但真空吸尘器已经较轻便，较好使用了）。如果年轻夫妇要到餐馆去进膳，或者看一场电影，邻居的大女孩会很乐意过来照顾婴孩，给她一点钱便可以（每小时给两角五分，便算颇为大方）。总之，这些新家庭既不单调乏味，又无繁重劳动。惟一的问题是房子难找而已。
  战后出现的房荒问题，是直接由于婴孩出生多和“我们要回家”运动所带来的迅速复员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陆军一个月复员近100万人，海军又有25万人，复员军人如此之多，简直是无法容纳。美国最低限度要有500万户房子，而且要马上解决。很显然要求建筑业解决是不可能的。战时管制刚取消，劳动力和物资就立即用到工业建设上去了。从战胜日本到圣诞节这段期间，破土动工的房子只有3.7万幢。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通过法令，规定房屋最高限价和授权他将全国建筑物资的半数用在营建廉价房子上去（每幢1万元或不到1万元）。建筑业派出得力的说客到国会游说，使法案无法通过。但参议院同意将7.5万所战时临时建筑物，转给复员军人们使用。政府也将一些集体宿舍改装修建，安置了1.1万户新婚士兵，到了冬风日益凛冽，又有1.4万户挤进了腾出来的陆军营房。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还有百万多户是和别人挤住在一起。在寒风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对夫妇带着他们战时出生的婴孩，在汽车里过了七个晚上。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公寓登了个出租广告，要租的竟达2000人。这个市的头面人物为此不安，出钱给复员军人买了100部活动住房拖车。不论大小城市，都可以见到这些拖车密集成群，校园里面尤其如此。密苏里州大学在校园内挨家挨户去进行调查，把一切能腾出来的地方，都留给密苏里的学生住，并去函别州对申请入学的学生说：尽管他们具备入学条件，但没有房子容纳他们。北达科他州的复员军人则把粮仓改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乐队为克利夫兰市义务演出，请听众们把房间让出来出租。尽管这样，房子还是远远不够。大家都说房东们冷漠无情，莫尔丁对此至为愤慨——他的愤懑继续是他的一代的情绪的指标。他在一幅漫画中发泄他的感情，画了一对复员军人夫妇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肥胖的声势汹汹的女房东争论。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个女房东说：“看来你们这些当兵的就是不了解我们的困难。”
  房荒闹得最厉害时，任何一对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夫妇都有很多难堪的遭遇。他们的代言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个牧童歌手出身的参议员格伦·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