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时机到了。贝尔纳斯那时正在巴黎参加一次重要外长会议，9月10日华莱士把他在美苏友协的群众大会上准备发表的讲话稿呈报总统。杜鲁门没时间看，他一边翻着讲稿，一边听华菜士将内容讲给他听。华莱土说，他这次会对苏联会采取比过去更加批判的态度。总统心里惦念着别的事，随便点了一下头，并说他希望这篇演说，会使参加国会竞选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和参加纽约州州长竞选的民主党有利。记者们在外面走廊等候，问华莱士和总统谈了些什么。他请他们好好听听他的演说。
  华莱士的确批评了克里姆林宫，在这点上他是信守诺言的。但他也同样严厉地批评英国外交部，接着还激烈攻击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外交政策。他说，华盛顿根本不应干涉苏联在东欧驻军，那是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接着他说美国应将原子弹计划通知各国政府，不管它们的政治制度如何。最后，他要美国裁军，不管其他各国采取什么态度。他认为同英国和西欧国家签订集体安全条约，这种想法就显然存心不良。“在我看来，把英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枢纽，真是愚不可及。”他说，“可以肯定，光是英国在近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俄国的报复行动，就会直接把美国引向战争。”接着那两句话，是他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以后才加进去的。“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既不反俄，也不亲俄。两天前总统看到这几句话时就说，这代表我们政府的政策。”
  事先看了讲稿的记者在下午4时、也就是在演说前三个小时就来到白宫，参加总统记者招持会。有人向总统是否已同意商务部长的讲话，他点点头。它准确地反映政府政策么？他也说是的。接着他就去克拉克·克里福德家里参加一个只有男宾参加的宴会，满以为华莱士会支持既定的政策。闪电发作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第一阵隆隆雷声是下午6时传来的。当时华莱士的一份预发的发言稿传到了代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那里。他立即用直通电话线和白宫的查尔斯·罗斯接话，提出抗议说“这必然使吉米在巴黎会议上处境困难。”他要求总统公开否认。但罗斯说杜鲁门已经批准了华莱士发言，否认已经太迟了，第二天，报纸出现令人惊惶的特大标题，说美国政策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在巴黎的参议员范登堡对记者说，“我不能同时和两个国务卿一起工作。”贝尔纳斯从一位英国记者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他憋了一肚子气有四天之久，然后打电报给总统说，“华莱士先生是您内阁的一位成员，如果您为了某种原因不能制止他在外交问题发言的话……我就只能请您立即同意我辞职。”
  迪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总统简直是幼稚。这样说并非过分责难。首先，对于美国总统的繁重责任，他当时还不十分熟悉。在他看来，亨利·华莱士是个经验丰富、地位很高的政府负责官员，讲稿又经认真准备，为什么不能让他公开发表呢？”如果杜鲁门这么说了，人们就会对他谅解。可是，他却想用“一个笨拙的谎言”（《时代》周刊语）来使事件平息。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要把这次来得很“自然的误解”“澄清”一下。他解释说，他一点也没有赞成这篇演说的意思，他只是想维护华莱士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已。特别是，他并没有把这篇演说当作是一篇“代表我国外交政策的声明”而予以批准过。接着就是一场尖锐的提问。记者们提醒杜鲁门，说华莱士事实上等于对听众说，他对英俄两国所持的不偏不袒的态度，是经过总统的赞许，认为是“现政府的政策”。接着的一段对答，真是狼狈异常。
  『总统；这话不错。
  记者：想问的是，你指的光是那段，还是演说全文？
  总统：整篇演说我都同意。
  记者：总统先生，你认为华莱土的演说有没有背离贝尔纳斯的——
  总统；没有。
  记者：——对俄国的政策？
  总统；他们完全一致。』
  第二天，詹姆斯·赖斯顿就在《纽约时报》上尖锐指出：“在首都，认为华莱士先生的建议同杜鲁门先生或贝尔纳斯先生的建议是‘一致’的，似乎只有杜鲁门先生一人。”他想讨好英国人，却激怒了记者。接着事情愈弄愈糟，因为华莱士不肯让步。他自己在白宫草坪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说，“我坚持我在纽约的演讲。我感到大多数美国人都关心和平，愿意为之努力……因此我将在不久将来，再就这问题发表演说。”
  这就太过分了。国务卿下了最后通碟，商务部长又顽固到底，杜鲁门决定要把华莱士撤职。他先给华莱士写封亲笔信，把他所知道的什么骂人话都用上了。接着亲自叫人把它送到商务部。华莱士大吃一惊，就给罗斯去电话，说他认为这封信不但不宜于公开发表，即使作总统文件放在国家档案馆，也未免太不象话。接着他在电话中把信读了一遍。罗斯听完以后，也有同感。于是这位刚被免职的部长把信送回白宫，罗斯就立划把它烧掉。那晚，总统怒气消失之后，又给家里写信：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不得不把亨利免职了，当然我很不愿意这样做的。如果他在1940年继续担任农业部长（本来他就该这样的），也就不会有这场争论，而我也不会到白宫来，那该多好呀！……我所接触的人中，亨利真是头号怪人。星期三下午我和他辩论了两个半小时，要他再也不要就外交政策上发表演说，或者表示同意我负责制订的政策，但他不答应……。现在，他离职了，疯子们又歇斯底里大发作了。这倒很好。这恰好证明我是对的。……』
  当然，他是错了。他处理得非常欠妥。本来国内已出现罢工、商品短缺、物价高涨，黑市流行，人们对和平过渡又觉得事事不如众，现在又来个华莱士事件，杜鲁门的声望就大受影响。根据盖洛普民众测验，他在1945年7月参加波茨坦会议前，同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有百分之八十七的美国人，可以说是非常信任的一种表示，因为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战时威望最高峰也不过是百分之八十四。现在情况变了。“华盛顿开始反对他了”，约翰·张伯伦在1945年11月26日那一期的《生活》杂志说。虽然这种想法也许是出诸张伯伦的主观愿望，但是到了1946年年内某个时候，显然已经到了转折点。
  从一些小事里就可以看出。从右冀方面传来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大声咆哮：“总统自己怕得发抖却还要吓唬大家。”左翼方面，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塞缪尔·格拉夫顿则说他是个“可怜虫。”甚至民主党的基本群众也相互议论，“只有在哈里又犯错误时你才记起他。”伊克斯请他声明不再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以便全国恢复团结。阿肯色州新当选的民主党众议员富布赖特说，这十八个月内杜鲁门那么笨拙无能，为了国家利益，他该自动靠边站，让共和党人来接任。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参加竞选，用什么“我的战友们和你们的亲人们，曾经为了使美国神圣传统得以世代相传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以他们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保卫这个神圣传统”这种陈言滥调，博得掌声雷鸣。现在美国人情绪很动荡不安。对在朝党讨厌，对在野党的讨好卖乖却很顺耳。波士顿的哈里·弗罗斯特广告公司为在野党想出了一句口号，写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受够了么？”
  人民回答说受够了。选举结果，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尽优势，这是十八年以来的头一次。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把这第八十届国会称之为二十年代富有战斗精神的第六十九届国会以来最为保守的一届。理查德·尼克松和约·麦卡锡都以很大的优势当选。《洛杉矶时报》认为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将会吉星高照，尼克松也会和他步步高升。“尼克松先生是史塔生州长的好友，他的政治观点和史塔生的主张是一致的。”《生活》杂志对这次胜利高兴万分，认为这是“政府的权力中心已经明显地转移。”多少年来，国会一直是“白宫的橡皮图章，当它的替罪羊”，按照这份杂志的预测，今后它将能决定政治生活的方向。共和党的领袖们碰头以后，就建议把国家预算减少一百亿元，减少税收，放弃“政府可以干预工商业和劳工这样的指导思想”并把1932年以来通过的各种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全部废除，连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也在内。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得意忘形地说：“美国现在是共和党的天下”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每次竞选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反映投票那一部份人的信念。正如白修德所指出的，美国在五十年代，共和党在选举日开始总是先占上风，但到了下午五时，职工下班回家，就会决定他（她）们是否在选举站投票。如果他们投票，民主党就会获胜，也只有他们投票，民主党才有获胜可能。但在1946年这次国会选举中，这些人没有投票。投票的人很少，只有三千四百万，这意味着很大部份的民主党人，既对现状不满，又对白宫的领导失望。所以根本没有投票。但共和党人对选举结果却作了错误的理解，以为人民对新政已经悲观失望，想立即回到股票市场大崩溃以前二十年代那种不切实际地简单化的黄金时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