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时最尖锐的问题还不是复员。最尖锐的问题是士兵普遍不满，他们感到上级存心虐待他们。
  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力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人人平等的思想。军队里的等级制度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士兵们也还是反对专断独裁。现在已经和平，士兵从战壕回到兵管，上下之间的鸿沟扩大了。《纽约时报》的军事编辑汉森·鲍德温，谈不上是反对特权的人，他后来也得出结论说，“确实有理由使人不满。”他指出，将军们吃的是鱼子酱，喝的是香槟酒，确是一点不假，而士兵们吃的却是C级军用干粮。一般下级军官认为自己理应住最舒适的宿舍，和最漂亮的红十字会女郎来往，在最好的电影院里坐最好的位子，最好的房子都留给他们做俱乐部，有士兵在那里的酒吧间里给他们端美酒，又有当司机的士兵把他们安顿上床睡觉。有些指挥官保留了不必要的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推迟放弃他们在战时的临时军衔所享受的待遇。正当的不满日积月累，更由于最高当局特别是陆军部长罗伯待·帕特森不可原谅地不明下情和轻易动火而达到了爆发点。
  但话得说回来，1946年陆军闹出近乎哗变的事来确实是有点不光彩的。上一年9月份，平均每月已复员近一百万人，复员分数起点亦已从五十降为三十八。海军士兵意见本来更大，却没有发生那么多使人难堪的事情。海军陆战队没有示威游行，因为它干脆下令禁止这种行动。如果陆军里闹复员的都是曾在前线浴血奋战过的战士，那还不至太不光彩。但闹复员的又不是这些人。到了1945年圣诞节，比尔·莫尔丁笔下的威利和乔那样的士兵，早就已回家脱下军装了。
  头一个使人对陆军复员方针感到怀疑的人，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他没向华盛顿任何人请示，就在1945年9月17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驻日占领军将在六个月内从四十万减至二十万。记者们向杜鲁门总统问到这问题，杜鲁门软弱无力地回答说，他事前虽然没有接到报告，但麦克阿瑟既然认为不需要他原来设想的那么多部队，他听了倒是很高兴的。迪安·艾奇逊则说：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究竟要多少，应该由政府的决策人来决定，不是由那位将军来决定。这一来，他就立即和国会里拥护麦克阿瑟的人发生冲突。（后来艾奇逊就这事这样写道，要是当初政府能够预见未来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看到，这场交锋不过是后来导致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的一场大斗争的开锣戏而已”）那些等复员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就认为，如果一位五星上将可以把驻军减少一半的话，那么军阶低一些的将军，应该也可以这么做。
  谁知情况的发展却刚刚相反。1946年1月6日军人报纸《太平人日报》报道说，陆军复员计划每月将从八十万人减为三十万人，原因是兵员补充困难。《太平人日报》在头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呼吁中指出，这种困难是陆军自己造成的，因为赫尔希将军把每月征兵额从八万八千人减为二万一千人。在马尼拉维持这样大量部队，特别惹人生气。按照《太平人日报》的看法，和平时期的和平军人的唯一合法用途就是要占领被征服的国家，但是菲律宾人并非敌人，他们就要在1946年7月1日宣布独立。为了使士兵减少点烦恼，军官们就让他们进行战斗训练，但这反而使他们更加担心。有些谣言说，要用他们去追剿菲律宾或者中国大陆上的共党游击队。最后还火上加油的是，陆军部长帕特森在关岛接见一个记者时竟然说，他听到战胜日本日冻结分数复员制感到“惊异”。其实这个冻结已经实行了五个月了。
  和梅齐在一起的，还有产联几百名工人。这些人都在三十年代后期有过参加底特律罢工纠察队的经验。在几个小时内他们就把传单油印好，分发出去，组成一支有十五部卡车和吉普车的车队。他们把车上喇叭按响着，挥动着标语前进。上面写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们不欢喜这样搞”。他们经过一个兵营就停下来，让那些要参加示威的士兵上车。这是第一次游行，参加的一共约有一百五十人。有几个人讲了话以后，便在街上幕款，准备在《纽约时报》登个抗议广告。然后他们就散了，看来火气也消了。但这件事引起了报界注意，他们当了士兵不满的传声筒。于是一夜之间，吕宋岛上的兵营，成了造反的据点。第二天晚上，聚集在马尼拉市政府前面开会的，已多达二千五百人，群情激昂，事态不妙。这次筹款所得，除刊登抗议广告外，还够钱再给德鲁·皮尔逊和沃尔特·温切尔发个电报。人们辗转相告，一下子整个吕宋岛就有句话传开来：“向你的选区众议员写信”。他们有的是时间，而且又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写信的就有一万八千人。这时西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斯泰尔中将犯了一个重大战略性错误。他竟然认为，安定军心的最好办法是让这批人在马尼拉巨型的里扎尔运动场听他在扩音机上讲些安慰的话。其结果恰恰相反，群众愈聚愈众，多达十倍。《纽约时报》把这条消息刊登在第一版上：“马尼拉二万士兵把将军嘘下台——教促国会从速运送复员军人回国。”
  这事产生了连锁反应。电台报纸把斯泰尔将军辖下部队的情况，加以报道，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都举行了支持他们的游行示威。在加尔各答，肇事者要求把中缅印战区撤销。陆军部长帕特森向驻横滨市的占领军讲话，想把当前局势解释，却被士兵不断起哄打断。在东京，美军抬着标语游行，标语写道：“服役可以，奴役决不行”，“日军已回国，为什么我们不回国？”。罗斯福夫人那时下榻在伦敦克拉里奇饭店，驻在伦敦的美军就聚集在旅馆窗下有几千名，他们高呼“埃莉诺！埃莉诺！埃莉诺！”要她了解一下，为什么美军新娘有轮船铺位回国，而他们反而没有。（她在阳台上出现了一会，对他们微笑，答应了解一下）驻巴黎的美军在有一天下午就开始响应，他们在哥伦比亚和虹角两个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布告牌上，用红粉笔涂了几个字：“支持马尼拉的战友，今晚8时半在凯旋门集会。”人们到了星光广场，那里的法国警察彬彬有礼地说，凯旋门是法国的圣地，请他们改在别处集会。部份美军就从埃菲尔铁塔过塞纳河到对岸的特洛加德罗，一边大声骂不愿参加的士兵是“败类！”。另一队以四人为一列，走过爱丽舍田园大街，来到协和广场，用镁光照明弹幌来幌去，齐声高叫“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从此这种骚乱就被称为“要回家”运动。其中最乱得不象样的一次发生在德国。巴黎的游行队伍至少还知道游行起来要步伐整齐。但在法兰克福示威的那四千名美军，则成了大吵大叫、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煽动分子缘若灯柱爬上去，用手电指挥乱哄哄的人群，把他们引向法本大厦。那里美军宪兵上了刺刀，迫使抗议人群后退，于是他们大喊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胆小，不敢和他们见面。其实麦克纳尼那时在柏林。他从柏林回来就接见这些造反头头，和他们明白地谈话。当时象他这样做的司令官并不多。艾森豪威尔对外界提出的质询，都叫他们去找各战区司令官，自己只含糊其词地说“凡是军事上没需要留下的士兵”，他都赞成遣送回国。魏德迈将军几乎是对中缅印战场的土兵道歉说，他们之所以迟迟未能回国，是因为公文手续繁复。但是麦克纳尼却说明了美国在欧洲的义务。然后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尽快让你们回家。但是那些众议员先生如果从你们的信里得出这样的印象，认为社会舆论就是‘只要孩子们回家，国际义务可以见他妈的鬼’，那么你们就是只顾回家团聚，而把美国在欧洲承担的义务置诸不顾了。”
  这位将军是在说挖苦话。但事实上，他击中了这场世界规模的运动的要害。向国会申诉的信件如雪片飞来，都写上军邮的复信地址。而这不过是序幕而已。接着就是第二个浪潮，父母、妻子、爱人们都也同声叫嚷。陆军部副部长肯尼思·罗亚尔说，“这种‘我和我的孩子’高于一切的想法，掀起一股指责复员工作的洪流，使我们的议员应接不暇。”一位参议员收到了两百双婴孩穿的小鞋子，每双塞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想念爸爸”。这次运动对国会的勇气是一次考验，但国会却经受不起。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里奇说：“每个父母、每个妻子、每个孩子都想亲人回家团聚，”还补上一句“别忘了，哪儿都比不上家。”约翰·兰金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服役满十八个月，或要赡养家属，或有升学要求的士兵，都可退役——那就是说，全部征召入伍的都可退伍了。蒙太拿州众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告诉记者说：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把海外军人尽快运送回国，遣散复员。”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打破政党界线共同发表声朗，支持造反的士兵。参院也派了一个小组委员会飞往菲律宾，听取梅齐中士及其他肇事分子的证词。
  《纽约时报》着了慌，对于“军纪荡然无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心。它指出：示威者“还未复员，他们还是军人。”社论里不客气地点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的，应当让他们明白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