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12月19日，军方又开始把美籍日人运回太平洋沿岸，——但他们受到反日的治保队员们的围殴痛打，共有五十七起。赫斯特系报纸更火上加油，它狂热地报导图利湖营的所谓犯人暴动，以此作为这些被拘留的家庭“不忠于国”的证据。
  可是图利湖并没有发生过暴动。在整个拘留期间，无论那个营里，都未有过骚乱。美籍日人不管受到怎样虐待，还是那么爱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以使人难以置信的克制精神，接受一种双重的标准。举个例说，请一个白人实习医生作一次检查和小手术要付五百元，而旁边一个有经验的美籍日人医生，做着同样工作，只得到十九元。他们种树，为发展人造橡胶做试验，为陆军招兵画宣传画，明知没有报酬。使哨兵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每天早晨集合，升起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军号队（每一个营都有一个）还奏着美国国歌。在多巴兹营，有三千二百五十人报名学习，其中两门课程选读的人最多，就是英语和美国史。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们就唱“美丽的亚美利加”，在1943年1月28日之后，那些到了服役年龄的人，还做了不少事情，不只是唱唱歌而已。
  就在这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陆军接受二世志愿参军。立刻就有一千二百多人报了名，而到了战争结束，参加军队的日人就有一万七千六百名，在围着铁丝刺网的集中营里举行了效忠宣誓。在意大利，他们在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服役，表现非常出色。没有一个二世开过小差。在意大利战役中，单是第442步兵团，损失就已达到其原有兵员的三倍，但他们获得三千枚紫心奖章，其中有五百枚是橡叶簇紫心奖章，八百一十枚青铜星奖章，三百四十二枚银星奖章，四十七枚殊勋十字奖章和十七枚功勋勋章。部队的英勇事迹传遍欧洲，简直有点传奇色彩。比尔·莫尔丁写道：“就我个人所知，他们忠心耿耿，勤劳勇敢，勇于牺性，军队里没有那些战斗单位能出其右。很多看到海外各种部队作战的同业们也是这样看。他们的人几乎都受奖两次以上，而伤亡率则是惊人的。”
  和二世并肩作战的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勇敢。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战绩传回加利福尼亚，人们对他们的家庭就会好些，一世在战前的财物就会还给他们。但这仅是空想而已。美籍日人的房子，农场和生意都己经被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占了。而在赫斯特系报纸气焰逼人的支持下，他们大多数都把掠夺所得占为己有。二世穿着军服回国时，发现理发店和饭店都拒绝接待。《旧金山考察家报》放出标题说“放任日裔士兵在海岸乱逛”，于是，一个在欧洲战场失去一条腿的二世竟然又当众挨打。这样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平息。
  要是说这个州里人们都仇外成性，那也有失公允。可是很大多数的人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陆军部对二世遭到的事例开始关心起来，就派那些曾和他们一起服役的白人军官到西海岸去对农民和商人作巡回演讲，宣传他们的英勇事迹。一个瘦长的农民向一个中尉问道：“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给打死了？”中尉回答说：“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美籍日人士兵到战争结束时，除两个外，全部牺性了。”这个农民说：“他妈的真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至于那位约翰·德威特中将，由于西部防务司令都任务紧迫，整个战争年代他都在远远听不到炮声、受不到战斗考验的办公室里度过。但是他这样尽忠报国，倒没有被人忽视。陆军奖给他橡叶双簇殊勋奖章，海军也授给他殊勋奖章，法国授与他荣誉军团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到了1947年他光荣退休以后，成为日美友好协会的一名热心的会员。西方人的不可思议，他这番表演可谓是到家了。
  ※※※
  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三个星期，农业部长克劳德·威卡德漫不经意地给美国人走漏了一个消息。他说，农民要供养军队，将忙得够呛了。老百姓如果喜欢吃新鲜蔬菜可以搞个家庭菜园——他管这叫“胜利菜园”。千千万万的城里人，本来是耙铲不分，只知道“耙”【英语rake，是长柄耙，但口语作放荡不羁的人解。——译者】这个词是指电影演员埃罗尔·弗林那样的人。现在他们见缝插针，那里有空地就把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都种上，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运动场、芝加哥市的阿林顿跑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阿尔卡特拉兹岛，都种上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指导下，这些胜利菜园的农民们取得的成绩使大家既惊奇，又高兴。1943年美国的新鲜蔬菜有三分之一来自二千万个胜利菜园。
  美国人对蔬菜并不那么特别爱吃，但这是找些事情做。在战争期间，整个国家好象是个中转站：人们在流动，在相互告别，或者就是在等待，那怕是等待纸手帕和发夹不再缺货。中年人把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钢盔涂成白色，参加民防组织，试放警报，把水箱装满砂，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一夜又一夜地站岗，注视有无轴心国飞机的踪影。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和小孩从事收集橡胶废品、废纸、铝、白铁罐和牙膏管。主妇们把食用油脂节约下来，帮红十字会卷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对日战争胜利，就一共卷了二十五亿卷）。西雅图有个制鞋商，共捐献了六吨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有个心爱的痰盂，但是把垫痰盂的胶垫子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灯塔山这个富人住宅区，也举行了一个废品收集大会，到会者都穿上晚礼服，捐赠的东西中有一支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加特林机枪，一驾马车以及莱弗里特·素尔顿斯托尔州长的供练习划船用的健身器。
  在这长期的等待时期，好莱坞也帮助大家消磨时间。它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士兵。战争期间，一共拍了九百八十二部影片，复制了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部拷贝送到国外。国内的老百姓也可以看到，电影院每夜都挤满了人。这些年头的流行电影有罗伯特·扬主演的“普尔汉姆先生”，蒙蒂·伍利主演的“赴晚宴的人”，凯瑟琳·赫伯恩、斯本塞·屈莱塞主演的“本年名媛”，维克多·麦丘主演的“我的赛尔”，泰隆·鲍华、琼·芳丹主演的“高于一切”，詹尼弗·琼斯主演的“伯纳戴特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我行我素”，弗雷德·麦克默里、巴巴拉·斯坦威克，爱德华·鲁宾逊主演的“双倍赔偿”，琴·拉塞尔主演的“亡命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伯格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撒拉托加铁路干线”，雷·密仑主演的“失去的周末”，所有演员都是久享盛名的“卡萨布兰卡”，希契科克导演的“疑云”和“小鹿班比”。象平常一样，电影业有时也会狼狈不堪，有一次当对外宣传员兴高采烈地报导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了，但是一个兽医接着就揭露说莱西原来是只雄狗。但电影的质量仍然是高的。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知道那时的许多评论员，不但看电影是否优秀，而且还要看电影是否爱国。多萝西·汤普森就对“救生船”这部影片挑剔，因为她以为希契科克把纳粹分子表现得比其他船客更能干，而《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也认为这是“一部奇怪地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个开明的社会里，这也是无可原谅的。”希契科克辩解说，他拍的是惊险片，并不是教育片。但他的抗辩并无人理会。甚至象《纽约人》月刊的沃尔科特·吉布斯那样精于此道、不偏不倚的批评家，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落》显示出一种“对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温情”。但观众却没有那么苛求，因为他们来看电影有其他目的。有这么多的人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电影比以前更能使他们逃避现实，得到暂时的宁静。
  在这些岁月里，宣传工具也是一种把多年来远处异乡、远隔重洋的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它使那些寂寞的人有了一点共同的东西，要不然他们就什么安慰也得不到了。当然有些东西听得使人发腻：象战时美国第一个最流行的歌曲《银自色的圣诞》，情调低沉，自怨自艾，而《我将回家过圣诞》就更糟。有些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例如，当吉米·萨沃唱起《你的面包里没有肉丸》，全国到处都跟着唱时，凡是听觉灵敏的人，几乎都感到受不了。还有《现在没关系了》和《你是我的阳光》这两支歌也是属于这一类。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歌唱家中薪水最高的竟然是纳尔逊·埃迪，这真使人泄气。但是百老汇的前途看来比较光明。象《穿灯笼裤的姑娘》，《我还记得妈妈》，《斑鸠的声音》和《哈维》等开始流行起来。1942年夏天，本来都是时运不济的两个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开始试验把一个叫《丁香花绿》的老剧本进行改编。这个话剧本只演过六十四场早在1931年停演。《生活》杂志后来说罗猴因子【指由遗传决定的一般存在于红血球中的抗原。可使缺乏这种抗原的人在怀孕或在输血过程中，可能产生溶血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