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战时人力管理署署长保罗·麦克纳特真的把底特律市六十万名技工，西海岸十一万商船船员，一百五十万名飞机制造业工人全部“冻结”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1942年是战争最困难的一年。轴心国击毁了一千六百六十四艘船只，超过七百七十九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获当时这样计算，如果他的“狼群”战术潜艇突袭小队每个月平均能击沉七十万吨，英国就要挨饿，他的计算极其准确。他取得多次胜利以后，得意洋洋，就想把全部潜艇派到美国沿海地区去。这样做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后果不堪设想，使人不寒而栗。可是希特勒不让他的海军上将这样做。他当时又灵机一动。他强调说，挪威才是“决定命运的地区”。什么？挪威？邓尼茨简直难以相信。他把地图摊开，说明在美国海岸附近只有十二艘德国潜艇，而在几个星期里，就已击沉船只近五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船。但是希特勒把眼睛一翻，转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就是挪威”，他又重复一遍。于是德国的后备潜艇就往那边驶，盟国的海军将领们正是求之不得呢！
  当然，那时盟国是不知道这个调动的。大西洋上的威胁还没有消除，德国每个星期都有新潜艇下水，被击沉的舰船吨数继续上升。英国人绷着一副苦脸。美国人叫他们鼓起勇气来。要打赢大西洋战役，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在潜艇生产上超过对方。就在这个时刻，一位六十岁的勇于创新的实业家亨利·凯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凯泽在建筑波尔德水坝、大库利水坝、波尼维尔水坝、大沙斯塔水坝和奥克兰与旧金山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经是一个关键人物。1942年3月，他刚把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勒冈州造船厂收购过来，在那里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生产船只，而质量又不受影响。
  从一开始起，凯泽在造船工业上的奇迹就使他成为传奇式人物。从安装龙骨到交货的时间原来要两百多天，他一开始就把一艘万吨级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减为四十天。到了9月份，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个月，他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一万吨自由轮“约翰·菲奇”号，在安装龙骨后仅仅二十四天便下水了。而那时候，他在大西洋已建造了一百艘轮船。这还只是开始。到了1944年，他每一个星期就有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下水——他和他的同业们可以在十七天内便把整条货船建造出来。1945年的头二百一十二天，他们完成了二百四十七艘这样的货船，一天不只完成一艘。但是这时凯泽早已在瞩目于别的方面了。他在华盛顿提出，如果他能制造自由轮，为什么就不能造运输飞机呢？他立即陷入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的重围，他们都说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一生，干的都是被认为不可能的事。而这一次他又多了一个合伙人霍华德·休斯。凡是凯泽干过的事，休斯几乎都干过，而且还创造过一些世界飞行纪录。1942年末，他们两人达成协议：每人投资一半，获利也是两人对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赋神佑的人才，很快就声誉雀起。但是最好还是把他们当作时代的代表。生产奇迹是由千万个干劲十足的经理人员和几百万工人造成的。他们有些是熟练的老工人，有些则是来自厨房或商店柜台的年青女人。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自由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日本天皇的神威，墨索里尼的口才，或阿尔贝特·施佩尔【阿尔贝特·施佩尔，当时纳粹战时生产的负责人。——译者】的组织生产的天才都是不能比拟的。当然，对现在这些在超音速飞机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说来，有些奇迹看来似无惊人之处。比如说，七十年代的空间飞行设计人员，很容易就会把B－17飞行堡垒看成是老古董，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佩德”式或“德哈维兰灯蛾”式飞机一样。可是在四十年代初期，B－17就是很大的技术成就，是在那时条件下最好不过的东西。如果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武器已经变为陈旧过时，这也无损于那时在那里辛勤劳动的人们的功绩，他们跟克鲁伯工厂，菲亚特工厂，三菱工厂里同样拼命干的工人们相互竞赛而压倒了他们。
  要对美国军事生产有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就要注意下面的事实：1940年5月10日，当德国军队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译者】时，那场历史驰名的闪电战，是在三千零三十四架飞机，二千五百八十辆坦克，一万门大炮以及四千辆卡车的配合掩护下进行的。但在法国崩溃之后五年内，美国却制造出：
  『军用飞机        296，429架
  坦克（包括自动炮）     102，351辆
  大炮         372，431门
  卡车         2，455，964辆
  军舰         87，620艘
  货船         5，425艘
  飞机炸弹        5，822，000吨
  小武器        20，086，061件
  小武器弹药       44，000，000，000发』
  1943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元帅举杯祝酒时说：“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的生产，这场战争就会失败。”在这以前十二年，美国政府还发代币给总司令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坐电车公出。1938年乔治·马歇尔将军还作证说，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击退入侵的敌人。1941年8月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完全是由贪婪成性的生意经所形成的。”他应该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那位前辈的文件。1919年停战之后，保罗·冯·兴登堡谈及美国的战时生产时，只概括为一句话：“他们了解打仗是怎样一回事。”
  但是他们却不了解美籍日人，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世”和“二世”【一世、二世为日语，一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二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的子女。——译者】的态度，只能说是我们国家的耻辱。那些爱在知名人士头上贴上标签的人应从这里得到教训，因为这次种族压制并不来自右派，而按照自由派的教条，种族压制总是来自那一方面的。但实际上这次鼓吹和执行种族压制的人，都是那些以没有种族偏见而知名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阿贝·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里只有一个部长呼吁要采取同情的态度。那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而且他又得到埃德加·胡佛的支持。有一个参议员在参院发言反对，他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受迫害的移民有十二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已归化的公民（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移民法中有歧视的话，也许全部都已归化了），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有儿子参了军。对这些移民进行迫害，就是侵犯他们的权利，就是政府推卸责任，就是对美国为之战斗的原则——如果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还有什么意义的话——的抛弃。
  空袭珍珠港后，迫害就开始了，1942年日本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在美国的白种人中激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有些人就是这样辩解的。要是纽伦堡的法官们当初没有作出这样的裁决：战争狂热不得作为辩解的理由，那种说法也许就会有说服力一些。德国人以种族借口惩罚老百姓，美国人也是一样。当然美籍日人还没有被拷打，被毒气杀害，被焚化或用来作残忍的医学实脸。但是美国当局朝着暴行的方向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判决他们；历史必须判决。
  为什么西海岸对美籍日人会特别不能容忍，这是极为费解的。在夏威夷，东方人占人口的比例大得多，但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处理得合情合理。日裔的代表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少数几个嫌疑分子受到了侦讯。但没有发生种族政视的情况，连这类谣言也没有。可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世”和“二世”只占人口百分之一，却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出事。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县的法警长和各地的检察官一起，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一世，二世都被开除公职，被吊销了律师和医生的开业执照，有些地区什么生意也不让他们做，有些原来以捕鱼为生的被禁止出海。州检察长沃伦满口歪理，说什么美国国内没有出现日裔的破坏活动，正好说明他们是诡计多端，阴险隐蔽。后来当他当了最高法院院长，人们也用同样的推理来对付他。他还向华盛顿汇报说：“本州执法官员的意见，都认为这里土生土长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侨民更为危险。”
  政府官员这样掀起了人们对黄祸的仇视，并且经报界进一步煽动以后，这场仇视运动就越演越剧。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个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写道：“我们这儿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鬼那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