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精神奕奕地当商业部长的时候，柯立芝总统取笑过他，说他这人是“奇迹创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规定商营广播由官方管理，无线电波不能由私人垄断，共和党内那些保守派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在宣誓就职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他想控制各种工业，为公众谋利益。这种政策，共和党并不太赞成。他的就职演说开头几段刚由记者用电报打到《芝加哥论坛报》社，社长麦考密克上校就拍电给华盛顿分社说：“胡佛这个人不行呀。”胡佛严厉批评过柯立芝总统和梅隆部长决定的低利货款政策，他断言这对经济不利。他继任总统以后，第一步就是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缩信货，以免美国经济遭受太大的打击。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时，就可以看出他毕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的。原来他的所谓“控制工业”，不过是指由政府加以监管和协调。他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种有助于私人企业健康发展的条件”。他还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祛是各人自己想办法：美国人民看到“各大厂商、各铁路公司、各公用事业、各商号和各公务人员”那么尽忠竭力，应该振奋起来。但是广大民众从1932年起就看请楚，那些大工厂主和跟他们同恶相济的人都是一伙骗子，所以出现了信用差距，而且这差距还越来越大了。
  可是对这一点总统装作不知道。他是一个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08－？）。】所谓“传统的聪明办法”的人。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的，甚至在十八个国家（由英国带头）已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他的看祛还是不变。他相信平衡预算是“必不可少的”，“绝对必需的”，“经济复苏的最基本的因素”，“国家的无上需要”，“一切公私财务获得稳定的基础”。虽然1932年他已经弄得联邦预算出现了四十亿元赤字，他仍然坚持这种意见。到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政府必烦想点办法了，便创立复兴金融公司来支撑那些岌岌可危的银行，并且还同意支出两千五百万元给农民买家畜饲料，不过有个附带条件，那就是拨款十二万元救济饥民的议案，国会必须把它搁置起来。
  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是荒唐可笑的；但当时那些有识之士却把它当作圣经。《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争辩说：“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就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将象英国的失业救济法一样，有使工人不想干括的危险。美国总商会会长赛拉斯·斯特明说：“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的话，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人人都知道英国是怎么变得精神萎靡的，因为《美国杂志》已报道过，在英国，那些把小酒店挤满的醉汉，都是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亨利·福特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人们认为这话完全正确。《幸福》月刊聪明无比的编者说，如果让非经济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以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可是连他也坚持说，款项应由各州立法机关筹措，而不应由国会拨给。
  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他还进一步指出：“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在共和党执政的二十年代，办实业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还成了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宗教界所崇拜的对象。这一类的虔诚的祟拜者都在读着布鲁斯·巴顿那本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书名叫《不为人所了解的人》。书中有许多妙论，其中之一是：如果耶稣在世，他也会到广告社去当会计主任。那些自小听过收师说耶稣出身于木工家庭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惊人的。
  时世越艰难，胡佛对实业界的信心就越足。他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因而在改府极端需要增加岁入的时候却缩减了税源。他任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G.道斯为复兴金触公司的总经理，道斯就从公司里拿出九千万元借给自己的银行。不过全国性难关还是过不了，总统只得请梅隆出主意。梅隆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自由竞争，对于竞争失败的人不给任何帮助】，所以他回答说：“凡是破了产的，不管它是工会，是股份公司，是农场，是地产公司，一律要清算它的财产。”正如加尔布雷思后来写的那样，看来几乎每个被胡佛请来提意见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传统的聪明办法，提出不少把事情搞得更糟的建议来。”
  多年以后，理查德·尼克松得出结论说，“胡佛是不幸的，他那个总统做得不得其时。”没有疑向，胡佛是竭尽全力去寻求解决办法的。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有远见地提出缓收各国战债，甚至削减了自己的薪金。他觉得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他以为，他那所谓“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最后还是会得胜的。
  总统反复说明，教济穷人必须靠私人捐款和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自己筹款。当然，在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创设公共福利部之前，哪一个州都不曾有过这么一个部门；不过后来各州都不得不照样做了。但是这时胡佛总统还坚定地说，美国政府决不仅仅为了表示自己在“想办法”，就搞什么不负责任的试验。1932年5月20日，他写信给一位提倡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项二十亿元的救济法案，胡佛把它否决了，并且发表一篇措辞严厉的咨文，称之为“空前未有地滥用国家巨款”的议案。他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以分肥自利为基础的，我国成为伟大的国家，也不是靠政治上互相捧场、讨好得来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当局开始发现所谓“外来的煽风点火的人”了。他们说，煽动群众胡作非为的总是些陌生人，决不是那些“值得同情的穷汉”。早在十年之前，胡佛就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藐视无知愚民的思想。他在一本名叫《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小书中这样说：“尤其要当心群众！群众只有情感，没有头脑，不会想法子。群众容易受骗，会任意破坏，乱花乱用，怨天尤人，而且会想入非非，可就是不会建设。”他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群众所发表的那些“破坏性批评”会引起大乱。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汽车厂外举行过反饥饿游行，退伍军人因索取补偿金闹过事，尤其是肯塔基州哈伦县发生过动乱，所有这些他都归罪于“破坏性批评家”。共和民主两党中的“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都把参与肯塔基州事件的大学生作为攻击的靶子。邢些学生被殴打，被监禁，还被县里检察官斥为“少数大言不惭的人，亵渎神明、自命不凡、乱七八糟、离经叛道”。
  现在回头翻看一下胡佛那些文件，人们有时感到奇怪：这位总统竟把当时的大萧条看作仅仅是公众关系不好所引起的问题。他相信，只要把美国实业界的形象弄得焕然一新，光彩照人，困难局面便会结束了。信仰实业界，这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实业界前途缺乏信心”，这是个大罪过。胡佛最初把随着股票市场崩溃而来的不景气看作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选用了“萧条”这个字眼，因为不象“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1929年12月，他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二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六十天内结束。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6月，市场急剧崩溃了，但是那时有个代表团前来请他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他竟还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六十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
  批评家们已经多次驳斥了总统的预言，但1930年12月2日，他在提交国会的咨文里（当时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局面快要改变，民主党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大胜，）还硬说：“经济的基本力量没有受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苹果装运公司因苹果过剩，决定五分钱一个，成批赊给失业者们去零卖。第二天，到处都有冷得发抖的小贩叫卖苹果。有人问胡佛这是怎么一回事，胡佛回答说：“很多人丢开本行去卖苹果，因为这更有利可图。”记者们说了些挖苦的话，总统生气了。正如他的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胡佛此时也象别的总统那样，看得出是七窍生烟，情况不妙了。他已经认为某些批评是“不爱国的言论”。不过，他还不肯认输，考虑着用什么新方法来进行心理战。他对克里斯托弗·莫利说过：“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诗。”1932年春季，他又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出一支使人们忘记经济萧条的歌，我便送给你一枚奖章。”可是这个奖章瓦利得不到，因为他所唱的歌是：
  『他们总说这是建立理想国，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干。
  不论有田要犁还是有枪要扛，
  我不怕出力流汗，
  我们建筑一条铁路，
  日夜加班，让火车快通。
  如今铁路已经筑好啦，
  赏一角线可以吧，老兄！』
  可是并非人人都叫胡佛失望。据总统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当前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法律和秩序向题”，这是说犯禁酿酒卖酒法【1929年到1933年期间，美国联邦法令禁止酿造、运输、出售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