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翻看这些笔记本时，我吃惊地发现爸爸把有些事件和条目都改了。我之所以能分辨出来，是因为这些墨迹的色泽与原先条目的颜色明显不同，而且前后完全一致，而在旅途中写的各个条目每一周都不一样。另外，有的记录是硬插进去的——有时潦草地写在边上，让人明显看得出来是后来补上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早先的条目被整条给划掉了。
  我不知道这些被修改的内容是否是对原稿的进一步思考或者阐述，就像审阅草稿那样。但它们似乎不太像是那种情况，因为只须粗略一看，你就能发现它的目的是在于对原来的记述本身进行改动。有的修改内容涉及菲茨洛伊船长，有的是关于杰米·巴顿的——这个无耻的野蛮人简直不知道什么叫背信弃义，还有一些是有关前面提到的麦考密克先生的。
  但我不敢在那里逗留太久。说实话，我感到有种强烈的内疚感，因为我知道，自己读的东西不是自己该看的——而且就此而言，也不可能让任何人看。我听见前门台阶上响起爸爸手杖的声音，我迅速放回笔记本，关上书房。相隔仅几秒钟，他便进了中央走廊。当我写下这些时，我想，也许明天趁爸爸又到沙道散步时，我还能找到机会继续查看他写的东西。
  1865年4月11日
  我得想法见见菲茨洛伊船长。我必须和他谈谈，恳请他给我解释一下，因为这一切都让人太难以理解了！太多的问题搅得我头晕目眩。我必须弄清楚小猎犬号航海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事。通过读爸爸的日记——没有删改的日记，我敢说——很明显，在航海过程中发生过某些事情，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事件未曾有充分的记录。我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但我确信，他们对航海考察的结果却是至关重要的。
  船在南美时发生过一件事，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爸爸写得非常隐晦，让人心里干着急。他把它叫做大火之夜。他指的什么，让人一点也看不明白。但那几个字却暗示了某次暴乱，也许是英国人与野蛮的印第安人相遇时发生的事。那些印第安人的外表被描绘得特别吓人。爸爸对他们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他们如何地像野兽一样站在岸上流口水，他们的头发缠结在脸上，他们脸上涂着一道道红白相间的颜色，他们身体上涂着油脂，全身赤裸，只在肩上披一件野羊驼皮做的斗篷。
  也许大火之夜是在后来的旅途中发生的事——非常可怕，很多船员都卷了进去；或者是与杰米·巴顿有关的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这个人对基督教文化极其排斥。他可能干出最残暴的行为。
  菲茨洛伊船长可能会是帮我澄清疑惑的罗塞塔石碑，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接近他。说实话，我一想到要去见他心里就发慌。从人们在唐豪斯的闲谈中，我听说过他相当多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他大脑有问题。他还对爸爸抱有很深的敌意，斥责他试图推翻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信仰。同时，他肯定也责怪自己作为轮船的统帅，不应该让他那样做。
  我是直接了解到这事的，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在牛津的英国科学进步协会上，赫胥黎先生与苏比·萨姆·威尔伯福斯间的那场现已广为人知的冲突。当时，菲茨洛伊船长还当众出了丑。那场景在我脑海里至今还栩栩如生——尽管当时我才14岁——我真难相信那竟然是5年前发生的事了。拉斯舅舅把我偷偷带了进去。我躲在他的椅子后面——尽量不让人注意我——目睹了那整个过程。
  在那个新博物馆闷热的演讲大厅里挤了大约有500人。主教从各个方面对爸爸的理论进行了攻击，然后提了一个著名的嘲讽性问题：赫胥黎先生是在他父亲那方呢还是他母亲那方与猿猴有亲缘关系？赫胥黎先生一下跳起来，他以惯有的激情为爸爸的作品辩护，并用了一句很快就传播开来的反诘的话作了一个总结：如果他必须作出选择——是以猿猴为祖先还是以得到大自然的赐予、具备理性却将其理性之力用于嘲讽严肃的科学讨论的人为祖先，“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猿猴。”这句话造成了台下一片哄乱。人们高声欢呼和打口哨。有的把他们的程序单扔向空中。我从拉斯舅舅的椅子后面望出去。就在我们前面，一群学生嘶声反复叫道：“猿猴，猿猴！”不到两排远的一个孕妇站起来，突然晕倒在地板上。
  这时，我看见了菲茨洛伊。他穿着一件破烂得不成样子的旧海军少将制服，看上去像《旧约》里的一个先知。他像着了魔一样走过人群，一只颤抖的手里高高挥舞着《圣经》，嘴角上还沾着一星唾沫，头发也凌乱不堪。他称爸爸是一个“亵渎者”。他说他后悔同意带“那个人”上船，并说他的忘恩负义“比毒蛇的牙齿还要狠毒”。他称他是“魔鬼自己的花衣魔笛手，将引领轻信的人们堕入地狱，万劫不复”。一度，他气急败坏地看着楼座上欢呼的人群宣布说：“但这一切都是错误的——那个人是个恶棍。”他继续这样骂着。但我几乎都没听清楚——除了他转头朝着我这边方向说的那一句。那句话是：“事实就是那样的，嗯，达尔文先生？”他把这句毫无意义的话重复了几遍。那怨毒单调的声音使我不寒而栗。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赫胥黎先生。他打量着整个场面，带着几分满意，像一个将军看到自己的部队击溃了敌军一样。当他看到菲茨洛伊船长时，顿时面白如蜡。他立即转身对一个年轻人小声说了些什么。那个年轻人挤过人群，走到菲茨洛伊船长面前。精疲力竭的船长这时已跌坐在座位上。年轻人一把将他扶起来，推着他走了下来，从一个侧门出去了——到底是出于恼怒还是友善，我没法说。
  好一段时间船长的话都在我的耳里回响：“事实就是那样的，嗯，达尔文先生？”他是什么意思呢？我想，那句话可能会是因伤心和痛苦而神经错乱的胡言乱语。实际上，从他那苍白的面容和狂乱的样子来看，他的确太令人同情了——悲伤而不安宁。而且我得承认，他还带有威胁的味道。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觉得非找他谈谈并找出一个原因来不可！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一个叠一个，我疯了似的想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1865年4月15日
  我的运气真不错！这周末胡克夫妇——基尤的植物学家约瑟夫和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到我们家来做客。弗朗西丝也是爸爸挚爱的老师、已经离去4年的亲爱的老亨斯洛的女儿。她最聪明了，提出了一个见到菲茨洛伊船长的办法。
  我们到外面花园里去散步。天气出奇的暖和。我们互相推心置腹。她告诉我说，爸爸没有参加她父亲的葬礼，让她非常不高兴。她指出，小猎犬号上的床位是通过她父亲的努力才弄到的，而且爸爸那一箱箱著名的标本也是她父亲收的。我有责任给他找托词，当然都是围绕他的身体做文章。然后我突然脱口说道，我觉得也非常奇怪，爸爸总是避免参加葬礼，连他自己父亲的葬礼也没有参加。我说那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接着，我又不自觉地列出了他的其他种种缺点。能把这些向人吐露出来，让人觉得好不轻松。
  我没有讲我在做的调查或者我内心深处的怀疑，而只是说我需要和菲茨洛伊船长谈谈。她说会很麻烦，因为他最近从南肯辛顿搬到伦敦以南的上诺伍德去了。她提醒说，我是肯定不会被邀请到那里去的。但接着她又有了一个主意。她确知现在在国家气象局工作的菲茨洛伊最近要与美国海军中的对应人物马修·莫里会面。我的拉斯舅舅肯定能搞到他们的日程安排，并能安排一次假装偶然相遇的见面。
  我谢过她，并紧紧地拥抱了她一下。她警告我说，她听说菲茨洛伊因悲伤和不幸已精神失常。她讲了一些他的不幸遭遇——实在是太多了。他的雄心壮志每每受到挫折。他在小猎犬号上进行的勘测工作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名望，于是转向了政治。他在达勒姆赢得了一个空缺位置，却与托利党的另一候选人卷入了一场恶意的对抗，最后在美尔大街他的俱乐部外面拉扯了起来。这一丑闻使他干起工作来很不顺心。于是，他接受了新西兰总督的职位，殊不知又陷入移民与当地毛利人激烈的土地纷争中。这事情证明了他的无能，于是被召回。经过艰苦的旅途劳顿，回国后他的妻子玛丽死了，留下4个没了娘的孩子。接着他的大女儿又死了。他的财产被一点点地销蚀一空。
  看到他一贫如洗的处境，他的同事——“包括你自己的爸爸，”弗朗西丝说——设法让他进了皇家协会。协会又推荐他去贸易委员会，并任命他作天气统计员。这个职位没有什么迷人之处，但对爱好科学的人还是很有兴趣的。他又结了婚，并想尽量在新的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来。他把一种叫气压计的仪器视若宝贝，并尽量收集到各种观察资料——不仅仅为了记录已经发生的天气情况，而且还试图对未来的天气情况进行预测。他把它叫做“天气预报”，并认为这有利于保护海上的船只。但虽然开始时有一些成效，它却没有成功。他那些错误的预测遭到人们普遍的嘲笑——《泰晤士报》最近也停刊了他的“天气预报”栏目。
  “你也应明白，他可不是你父亲的什么朋友，”弗朗西丝说。
  “我知道，”我答道。“爸爸说他一直用塞内克斯那个名字在刊物上攻击他。他过去就熟悉了他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