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总书记被逼到深渊的边缘，甚至不得不往深渊里看“一看。他坐在主席团里时，表面上精神饱满，泰然自若，内心里却不住地颤抖——万一他的那些“采掘工们”不再为他卖力了呢？总书记气得发了疯。他决定要进行报复，要不顾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决议而硬是要改变辩论的进程。要是列宁主义者们知道斯大林打算把国家变成兵营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将使用各种手段（利用大国沙文主义或是把大批的人处决）实现他那美妙的梦想该多好！要是他们知道这一切该多好呵！那样的话，布哈林大概就不会去捍卫“我们亲爱的朋友科巴一斯大林同志”了。但是，修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公开地反对列宁——这不是斯大林扮演的角色。
  米尔赛义德—海达尔·苏丹—加利耶夫曾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工作。他干劲很大，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苏丹一加利耶夫决定宣传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列宁关于“自治化”的那封信。这是一位行为不谨慎的同志。斯大林给了他以意外的打击。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对苏丹一加利耶夫布置了专门的监视——连在联系方面（邮件、电话）也对他进行间谍监视。这样；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委员就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斯大林当了总书记之后，开始（在大恐怖之前很久）把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后过了3个月，俄共（布）中央召开了一个由各民族共和国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4天，从6月9日至12日。在这4天之中，与会者谈到了苏丹一加利耶夫，对他又是批评，又是责骂。而他无法回答他们，因为在会议召开之前，他已“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捕了。
  这次会议的各种材料在等待发表的过程中，一直被搁置了50多年之久。在这次秘密的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是瓦·弗·古比雪夫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了关于苏丹。加利耶夫反党反国活动的报告。他不是代表俄共（布）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作关于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方面各项决议的报告，而是代表监察委员会进行粗暴的斥责。
  斯大林在心里选定了这个行政手腕之后，预见到会引起中央委员们的反对。因此，无论是古比雪夫，还是会议主席加米涅夫（又是他！），或者是鞑靼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易卜拉欣莫夫，他们都没有忘记说一说被指责者的革命功绩，提一提他在鞑靼共和国所享有的威望……究竟怎样才能立即置他于死地呢？首先应当把苏丹一加利耶夫辱骂一番，然后给他扣上“苏丹—加利耶夫作风”这样的政治帽子，再谈一谈他的正在变为背叛行为的民族主义倾向，顺便提一提把300名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问题——为了吓唬少数民族中那些执拗而任性的人，这样做就足够了。
  斯大林为自己还提出了一项任务——破坏列宁和他的那封信的威信。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找到了。第一个就是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这是一个百依百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在党内广为人知的人。他开始教训与会者说，应当从“苏—丹加加利耶夫案件”中吸取教训：不要去考虑大国沙文主义，而要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积极地进行斗争——这和总书记反列宁的方针完全一致。不，曼努伊尔斯基并不反对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他甚至欢迎这些决议。遗憾的只是这些决议在地方上放纵了“民族的自发势力”。同志们，决不能够把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变成一种少数民族的“自由宪章”！
  老布尔什维克曼努伊尔斯基在斯大林的乐队里，认真负责地演奏了自己的独奏部分。总书记为他选配了一个富有表达力的伴奏曲——赛义德一加利耶夫（他是那个被逮捕的“倾向分子”的同乡）的发言。在严实的党的官僚主义的帷幕后面上演了一场亚洲风格的戏剧。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中谈到，大国沙文主义在一些民族区域里弓！起了不良的反应。赛义德一加利耶夫说：“如果不便于把这个地方删去的话，那么……应当强调这不是反应，而是民族主义所固有的后果。”至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嘛，那么发言人认为，它引起了很多的传闻和“不正确的解释，但是就其内容来看，并没有任何令人恐怖的东西”（大厅里发出了笑声）。
  为什么斯大林把这个丑角放到舞台上去了呢？他从谍报机关的情报中得知：赛义德一加利耶夫渴望向苏丹一加利耶夫报私仇。原来在鞑靼实行余粮收集制的过程中，赛义德一加利耶夫在向俄罗斯人和鞑靼人征税时作得极不平等。当不满者起来反抗时，赛义德一加利耶夫宣布这种反抗是反革命行为（有人在外省已经掌握了斯大林的方法）。根据苏丹一加利耶夫的坚决要求，把这个无能的行政人员从鞑靼共和国调了回来。现在在会议上，这个气恼的人便毫无阻碍地对苏丹一加利耶夫进行起报复来。
  这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奏法。斯大林那一大帮人在准备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时所关心的并不是去分析产生“苏丹一加利耶夫作风”的原因：当地的情况和“这个倾向分子”的个性——对这一切决议都不去考虑。但是，对于利用这个被捕的共产党员的私敌来反对他这一点，总书记却没有忘记。
  可是不管斯大林怎样精心地准备了这次会议，要想预先防上与会者发表批评意见，他是不可能做到的。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责备中央没有在民族边疆地区进行真正的政治思想工作，责备中央发的通告有增无减。伏龙芝揭露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玩弄把重点转到“法律形式”方面的手法。他注意到了一种意图，这就是力求夸大“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而损害主要的东西——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伏龙芝要求党把实际援助落后民族复兴事业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斯克雷普尼克对斯大林分子发动了毫不妥协的进攻。他公开声明，某些与会者企图利用“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来改变党的政策而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背道而驰。“完全正确！”一托洛茨基作出了这样的反应。但他也只限于作了这个插话而已。可是要知道当时无论是在代表大会上，或者是在这样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是能够对科巴进行揭露的。
  接着发言的是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图·雷·雷斯库洛夫。苏丹一加利耶夫在被捕之前不久就知道国家政治保卫局打算反对他的是什么。他未曾想过要建立任何秘密组织，他想的是同其他同志们一起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捍卫在民族边疆地区实行的明智政策。他把这一点写信告诉了雷斯库洛夫，而雷斯库洛夫便向与会的代表们叙述了信的内容。
  真理本来是可以妨碍斯大林把他的打算进行到底的。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去倾听雷斯库洛夫的呼声。伊布拉吉莫夫建议对每一个“苏丹一加利耶夫分子”都加以询问，问他画的是什么十字？对那些拒绝声明苏丹一加利耶夫是反革命分子的人。“…都要将其驱逐出党。沙米古洛夫要求对所有与“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有关的人，都要追究其责任（试问：追究什么样的责任呢？）
  A．伊克拉莫夫的发言大概是最有重要意义的了。他说，在各地都积累了大量与党的民族政策有关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能够去请斯大林或加米涅夫作出解释，因为他害怕他在这里被逮捕，被枪毙……
  我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情景：总书记透过他那著名的小胡子，露出了淡淡的一笑。足以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不只是在莫斯科人们都怕他。
  六月会议帮助斯大林更准确地了解到各方面力量的分布情况。古比雪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后来，当斯大林成了伟大的领袖之后，宽大为怀地允许他们死在自己的床上，死在家里。而对那些批评者们的命运，他就是另一种处置办法了。
  “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是斯大林以不折不扣的职业家的水平进行的一次政治挑衅，是斯大林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参加下、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思想保护下、在托洛茨基佯装的中立态度下进行的一次政治挑衅。
  1923年俄共（布）中央六月会议的材料立即作为密件来处理，有限的几份只发给了党的领导干部。有些东西背着党藏起来了……
  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继续加工他那管理党的方法。而管理，在他看来，任何时候都意味着镇压。斯克雷普尼克无意之中说出了一句有预见的话：“我担心，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苏丹一加利耶夫案件本身会使我们的路线发生某种变动。”实际上，变动已经发生了。而且不只是在“路线”方面。象不真诚和玩弄政客手腕这样一些斯大林时期党的生活中的特点，在当时就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斯克雷普尼克在会议上已经公开地谈到了这一点。
  在1923年春季时，要挽救局势还是有可能的。一年之后再来挽救局势，就已经晚了。列宁虽已开始豁然醒悟，但是在“科巴同志”这副假面孔的掩盖下，连他也未能看清这个埋葬十月思想的人的真面目。列宁恐慌不安地写到了国家机关的官僚化问题。斯克雷普巳克看出了官僚化在党内的一些最初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