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也是第一次，夜幕降临时大梁城没有了内外相连的灯火河流，只有城头的军灯闪烁在茫茫平原，恍若夜空稀疏的星星。
  曾几何时，大梁城风华富庶独步天下，与齐国临淄、秦国咸阳、赵国邯郸并称天下四大都会。四都之中，若论真正的商贾汇聚百工云集士人流聚物流畅通，还得说以大梁居首。因为，齐国临淄毕竟僻处滨海之遥，士农工商或望而却步或鞭长莫及，诸般气象与大梁相比便稍显单薄。赵国邯郸虽为战国中期的后起大都，盛则盛矣，却多以大河之北的胡商、燕商以及天下任侠所向往，楚齐人士与治学之士则较少涉足，蓬勃之中便少了些许郁郁乎文哉的气象。时人所言质胜于文，此之谓也。秦国咸阳大出天下，自不待言，然终因与山东六国恩怨纠结，又因律法甚严，人流物流终归受了诸多限制，于是乎与邯郸类似，少了一些令人心醉的文明风华神韵。唯独这大梁，地处苍茫无垠的大平原，濒临大河而居天下腹心，水路宽阔，官道交织，车马舟步样样快捷，衣食住行件件方便，辐辏云集人物汇聚，蓬蓬勃勃而成枢纽之地。战国初期，大梁尚未成为魏国都城，已经是中原地带财货集散的工商重镇了。及至魏惠王时期筹划迁都，历经数十年营建扩展，于秦国夺取河西之地后正式迁都大梁，这座重镇遂以令人炫目的气势迅速崛起为天下第一大都会。当年苏秦对大梁的说法是：“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也就是说，车马人流多得如同大军行进。张仪对大梁的说法是：“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陈(楚)至梁，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可见其交通便捷。但是，作为魏国都城的大梁，其特异不仅仅在于繁华便捷，而在于一种独有的神韵：她包容接纳了天下各色人物与列国滚滚财货，能够为任何行业提供最为广阔的天地，能使各色人等最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出路，弥漫出一种战国独有的奔放张扬与自由进退精神。也就是说，特立独行地自由挥洒，绝不仅仅是一种士人精神，而是一种弥漫天下更聚结在大梁的人民风貌。时人言临淄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究其实，大梁之谓也！
  唯其如此，当魏惠王、魏襄王、魏昭王三代近百年，大梁始终是天下商旅百工的首选之地，是士人游学的神圣殿堂，是天下邦交角力的最大战场。历数战国名士，没有在魏国游学而能成为大家者，几如白乌鸦一般罕见。反过来，人流物流竟相汇聚，又大大地刺激了大梁的工商百业。那时的大梁，商社作坊鳞次栉比，名士学馆比比皆是，酒肆客栈遍地林立，珠宝皮毛盐铁兵器丝绸车马汪洋恣肆，天时地利人和具结交汇，大梁连仔细回味都来不及，便成了天下垂涎的首富大都。
  “烁烁其华兮，煌煌大梁。”
  “魏王，大梁金城汤池，秦人奈何哉！”
  冷清空旷的长街上，魏王假与左丞相尸埕的对话飘荡在辚辚车声中。
  午后时分，魏假正在与最心爱的几只猛犬嬉闹，太子右丞相魏炽匆匆前来，禀报了一则秘密消息：秦军王贲部已经平定了韩乱，于三日前班师回到了颍川郡的河谷驻地，有可能筹划攻魏！魏假思忖片刻，立即召来左丞相尸埕及大梁将军、河外将军会商。会商议题有两个：其一，如何就韩乱事对秦国说话？其二，秦军王贲部会不会攻魏？会商一个多时辰，大臣将军们一致认同了魏王假的两则决断：其一，韩乱之事秉承既往说法，咬定魏国从未参与支持韩国旧世族，因此，对秦不须回复，以免自召怀疑；其二，无论王贲是否攻魏，都要未雨绸缪，秘密向大梁调遣军马，并立即增强大梁城防。今夜立即巡视大梁城防，也是魏王当殿决断的。为此，大臣将军们很是赞颂了一阵魏王的深彻洞察。能如此快捷地做出决断，并得到大臣们如此拥戴，魏王假很为自己的用人之道及目下的庙堂权力框架欣然自慰：自魏武侯之后，魏国几曾有过如此同心协力之庙堂？中兴魏国，舍我其谁！
  要解得魏假心绪，先得说说魏国目下的庙堂人物。
  自迁都大梁，魏国国势不可阻挡地日渐衰落，与大梁都城的蓬勃风华之势形成不可思议的落差。其中奥秘，魏国人不解，天下人更不解，于是生出了种种议论评判。其中最令天下诟病者，是魏国的人才流失。自魏武侯死至目下魏假即位，魏国历经惠王五十一年、襄王二十四年、昭王二十年、安趋王三十五年、景滑王十六年，共五世一百四十余年。这一百余年中，从魏国走出的名将名相名臣名士举不胜举。尤其是秦国名相名臣，几乎有八九成来自魏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除了一个信陵君，魏国在百余年中没有出过一个名将一个名相。于是，天下遂有了“魏才人用”之口碑。尽管魏国几代君王都不认这个口碑，可人才依旧在流失，魏国依旧没有当国栋梁。
  魏假即位，很为这一口碑懊恼，决意搜求贤才中兴魏国。魏假聪敏好学，冥思苦想地归总出了魏国衰落的两则弊端：其一，用人不当。虽然魏假很不情愿承认这个弊端，但终归是天下公议，魏假还是认了。后来，魏假的这一胸襟很是被大臣们颂扬了一阵子。其二，权臣太重，使魏国庙堂不能有效决策，魏王决断每每受阻。魏假熟悉国史，认定君权受压的最大前车之鉴，是曾祖父魏昭王的少子信陵君权势过重的恶例。山东六国都对这个信陵君赞颂崇敬有加，自认学问有成的魏假却以为：信陵君盗窃兵符、击杀大将、擅自调动大军救援赵国，这是三桩等同于叛乱的大罪，在任何邦国都是不能不严刑处置的，可在魏国，居然能重新接纳信陵君返国并再次当权领政，祖父安釐王当真不可思议，天下人因此而抨击魏国不纳人才，同样不可思议。基于此等深思熟虑，魏假认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无论多大的贤才，都不能对魏王的权位构成胁迫，否则，不是真正的贤才。为此，必得谨慎遴选贤才，必得妥善构架庙堂权力。
  庙堂权力，除了国君，第一个位置自然是丞相。
  战国官制，各国虽略有不同，然到战国末期，事实上已经是大同小异了。就其趋同之势的根源而言，魏国可说是战国新官制的发端者。在文侯武侯及魏惠王前期，魏国在李悝变法邦国富庶之后，又确立了国君、丞相、上将军三权同领国政的庙堂权力体制，简洁明确，决策及施行效率大增，魏国迅速由富而强。魏文侯之世，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其时之黄金组合也。魏武侯之世，田文为相，吴起为将，又一次黄金组合也。魏惠王前期，公叔痤为相，庞涓为将，也算得颇具实力的庙堂架构了。魏国开创的三权制之所以有实效，根本点在于丞相开府制。开府者，丞相建立独立官署(府)而统辖百官处置政务，大体类似于后世的总理内阁制。上将军虽然也是开府，但只限于处置日常军务与战场统辖权，而成军权与调兵权则归君主，所以其开府不能与丞相开府相比。而君主的权力，则通过原发性军权(成军权、调兵权、任将权)与用人权、赏罚权等等实现总体控制。从总体上说，虽然君权依然是最大权力，但开府相权与开府将权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比后世的层层叠叠制约要简洁明快得多。这种极具实效的官制很是符合大战连绵的战国，所以迅速为天下所仿效。商鞅的秦国变法，便在秦国建立了以魏国官制为底本的新官制，轴心便是丞相开府。其余各国变法所建立的官制，也都大体靠近魏国范式。因此，到战国末期，各国的丞相都是总领国事而居百官之首，成为最重要的庙堂首席大臣。
  唯其如此，魏假不能不对丞相权力慎之又慎。
  魏假思谋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丞相方略：丞相职两分，设右左两丞相；依魏国尚右传统，右丞相居首，左丞相辅之；如此相权两分，对君权很难构成威慑，可谓两全其美。然魏假还是意犹未尽，又一番思虑，一个新方略又陡然闪现——以太子为右丞相，可谓万全！太子是自己的儿子，是法定的国家储君，兼领丞相既能使大权不旁落，又能使太子锤炼政务之能，岂非天衣无缝哉！思谋一定，魏假大感舒畅，立即下书朝野：魏王天下求贤，期盼相才中兴大魏，臣民人人得举荐，名士人人可自荐。之所以如此，是魏假已经谋定了行事方略：只有在选定左丞相之后，才能宣布太子任右丞相，否则，魏王求贤之名会大打折扣。
  王书颁下之初，魏国朝野很是振奋了一阵。臣民们都以为这个魏王是个中兴明君，颂扬之余纷纷举荐人才。大梁原本物华天宝之地，纵然气象大不如前，毕竟还是天下士人荟萃地之一。于是，半年之内臣民三千余件上书，举荐自荐各色人物三百余。开始，魏假还耐着性子以当年魏惠王接见孟子的隆重礼仪为范式，在王城大殿先后十几次召见了二十六个名士，其中不乏法儒墨道各大家的著名弟子。然则，这些名士不是大谈变法强国，便是大谈整肃吏治。除此之外，这些名士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明确提出，要魏王“复初魏相权，复先王开府之制，用才毋疑”。魏假顿时心下冰凉，深觉时下士子们不识时务——方今秦国独大泰山压顶，不言保国而侈谈变法强国，还要拥有先王时的相权，这不是明明白白要做权臣么？岂有此理！
  于是，魏假不再见任何一个士子，只秘密下书太子掌管的招贤馆：举凡入朝士子，但有资质者一律任为博士，赐其高车骏马并一座三进府邸，不任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