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仅有的两条老渠，只能浇灌得西部几个县而已，如何解得这前所未有的大旱？紧邻河湖的农人们，昼夜担挑车拉一窝窝浇水抢种，分明杯水车薪，只能眼看着出土绿苗奄奄死去，直是欲哭无泪。秦王嬴政紧急下书，郡县官吏一体督水督种，抢开毛渠引水，依然是无济于事。
  直到七月，秦国腹地滴雨皆无，山东六国也开始了连月大旱。
  炎阳流火，三晋饥民潮水般涌入了秦国。一则令人心惊胆战的占星预言，随着饥民潮弥漫开来：今年彗星，春见西方，夏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主秦王倒行逆施，招致上天惩罚，带累天下大旱。
  占星家预言：秦有大饥，死人无算，国将乱亡！
  四、旷古大旱 老话题突然重现
  水，第一次成了秦国朝野焦灼议论的共同话题。
  旱，第一次使风调雨顺的关中成了秦国的软肋。
  曾几何时，水患尚是华夏部族的最大威胁。“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恐怖传说，还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直到战国之世，华夏大地的气候山水格局,仍然是湿热多雨河流纵横水量丰沛林木葱茏。其时，洪水之害远远大于缺水之灾。唯其如此，天下便有了“益水”之说。益水者，可用之水也。盖大川巨泽浩洋不息，水患频仍，耕耘渔猎者常有灭顶之灾。是故，大水周边人烟稀少，遂成蛮荒山林。显然，在人口稀少的农耕时代，水太多是没有益处的。譬如楚国，大泽连天江川纵横，仅仅一个云梦泽，便相当于中原几十个诸侯国。吞并吴越两国之后，楚国广袤及于岭南，国土之大几乎与整个北中国相差无几。然则，楚国虽大，富庶根基之地却只在江淮之间，国力反倒不如中原大国。究其因由，高山层叠阻隔水道，江河湖泊聚相碰撞，以致水患多发，人力远不足以克之，水乡泽国遂多成荒僻渔猎之地，能够稳定聚集财富的农耕沃土倒是很少很少。反之，当时的大河流域却已经是益水之地了。自大禹治水疏河入海，大河水系便相对平稳下来。百川归河，河入大海，没有出路的横冲直撞的盲流大水不复见矣。由此水患大减，航道开启，沃野可耕之地大增。于是，大河流域才有了井田铺排，城池多建，村畴连绵，成了华夏文明的生发凝聚之地。
  但是，尽管大河流域已成益水之地，水患却依然多发，各国想得最多的仍然是“防川”。天下水家水工，终生揣摩效力者，依旧是如何消除水患。所谓治水，依旧是以消弭河流泛滥为第一要务，灌溉与开通航运尚在其次。截至战国中期，无论是楚国的汉水过郢，还是魏国的引漳入邺、引河通淮（鸿沟），或是秦国的蜀中都江堰，其起始宗旨无一不是防备江河泛滥。
  也就是说，对缺水灾难的防备，尚远远没有引起天下关注。
  抗御干旱，还远远没有成为战国之世的水利大题目。
  其时也，秦人最是笃信“益水”之说。举凡老秦人，都念得几句《易》辞：“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战国之世，盛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国运说。秦人自命水德水运，色尚黑。其间，固然有阴阳家的推演论证，但究其根本，无疑是老秦人的益水崇拜所生发。就天下水势而言，秦国之益水丰盛冠绝一时，实在是得利大焉。战国中期，秦国领土已有五个方千里方千里，先秦计算国土之单位。以现代方式换算，一个方千里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五个方千里便是一百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大体是当时整个华夏的四五分之一。以地理形势论，这五个方千里大体由六大块构成：关中平原、陇西山地、河西高原、巴蜀两郡、汉水南郡、河东河内。在当时，这六大区域都是土地肥沃水流合用林木茂密草原肥美之地，可耕可采，可渔可猎，没有一地水患频仍民不聊生。
  秦国腹地的关中平原，更是得天独厚的益水区域。老秦人谚云：“九水十八池，东西八百里。”说的便是关中益水之丰饶，山川之形胜。所谓九水：渭水、泾水、沣水、洛水、灞水、浐水、滈水、潏水、涝水。这九水，都是带有支流的滔滔大水，若是连同支流分流在内，秦川的大小河流无论如何在五七十条之多。秦国划县，素有“县各有山有水”之说，可见秦川河流湖泊之均衡丰盛。所谓十八池，是分布在八百里秦川的十八片大小湖泊，由西而东数去：牛首池、西陂池、鹤池、盘池、冰池、滈池、兰池、初池、糜池、蒯池、郎池、积草池、当路池、洪陂池、东陂池、苇埔、美陂、樵获池。唯其河流如织湖泊点点，秦川自古便有“陆海”之名。直到西汉，尚有名士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云：“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池窈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活画出河流湖泊在关中村野城池间交织出的一幅山水长卷，况乎秦时？
  益水丰厚，沃野可耕，被山带河，兵戈难侵。这便是秦川。
  唯其得天独厚，故自三皇五帝以来，关中便是天下公认的形胜之地。这里悠悠然滋生了以深厚耕稼传统为根基的创造礼制文明的周人，也轰轰然成长了半农半牧最终以农战法制文明震慑天下的秦人。在中国文明的前三千年历史上，一地接连滋生出中华两大主流文明，实在是绝无仅有，天地异数。拜天地厚赐，秦川本该早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大富之区。然则，及至战国后期的秦王嬴政即位，秦川还远远不是天下首富之地。东，不及齐国临淄的滨海地区。南，不及楚国的淮水两岸。中，不及魏国的大梁平原。若非秦国多有战胜，从山东六国源源不断地夺取财富人口，仅靠自身产出，实不足以称雄称富于天下。
  其间因由，在于秦川还有两害：白毛碱滩，近水旱田。
  河流交错，池陂浸渍，秦川的低洼积水地带往往生成一片片奇特的盐碱地。终年渍水，久湿成卤，地皮浸出白生生碱花，夏秋一片汪洋，冬春白尘蔽日，种五谷不出一苗，野草蓬蒿芦苇却生得莽莽连天。此等五谷不生的白毛地，老秦人呼为“盐碱滩”。这盐碱滩，有害田之能，毗邻良田但有排水不畅，三五年便被吞噬，转眼便成了见风起白雾的荒莽碱滩。良田一旦变白，农夫们纵然费尽心力，修得毛渠排水，十数八年也休想改得回来。老秦人自来有农谚云：“水盐花碱，有滩无田，白土杀谷，千丈狼烟。”说得便是这年年有增无减吞噬良田的害人碱滩。秦川西部地势稍高，排水便利，此等碱滩很少生出。然一进入逐渐开阔的秦川中部，从大咸阳开始直到东部洛水入渭之地，此等白毛碱滩便频频生出，小则百亩千亩，大则十数二十里，绿野之中片片秃斑，丑陋得令人憎恶，荒芜得令人痛惜。
  平原不平，山塬起伏，秦川又有了无数的塬坡地带。渭水南岸，平原远接南山，其间多有如蓝田塬一般的高地，有南山生发的若干小河流北来关中，水势流畅，尚可利用。况且，其时渭南之地多石山密林，可垦耕地相对狭小，故长期被秦国作为王室苑囿，多有宫室台阁与驻军营地，农耕渔猎人口相对稀少。一言以蔽之，关中渭南（渭水之南）纵然有旱，对秦国也不会构成多大威胁。
  关中之旱，要害在于人口聚集的渭北地带。
  渭水北岸的平原，向北伸展百余里后迭次增高，直达河西高原，形成了广袤的土山塬坡地带。此等塬坡，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土峁交错，沟壑纵横，濒临河池。农人望水而居，说起来是可垦可耕，然却偏偏是临水而旱，瘠薄难收。即便正常年景，塬坡地也不足平原良田的三四成收成。若遇少雨之年，则可能是平原良田之一成，甚或颗粒无收。老秦人谚云：“勤耕无收，望水成旱，有雨果腹，无雨熬煎。”说的便是这塬坡地人家的苦楚艰辛。盖平地临水，一村一里尚可合力开出几条毛渠，于少雨之时引水灌田，至少可保正常年成。塬坡地不然，眼看三五里之内便有河流池陂，却只能望水兴叹。要将河流池陂之水引上塬坡，却是谈何容易！不说一村数村，便是合一县数县之民力，也未必能在三五年内成渠用水。更有一样，其时战事多发，精壮男子多入军旅，留耕男女则随时可能被征发为辎重民伕。郡县官署得应对战事征发，根本不可能筹划水利，即便有筹划，也挤不出集中民力修渠引水的大段时日。
  有此两害，当时的关中只能是完全的靠天吃饭。
  秦强六世，蹉跎跌宕，两害如斯。
  从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的历任丞相都曾殚精竭虑，力图解决秦国腹地两大害，却终因种种突发事变而连番搁浅。商鞅方立谋划，遇孝公英年猝死，自己也在朝局突变中惨遭车裂，大兴水利遂成泡影。秦惠王张仪一代，迭遇六国遏制秦国崛起而屡屡合纵攻秦，大战连绵内外吃紧，关中水利无暇以顾。秦昭王前中期，秦国与山东合纵与赵国生死大决，几乎是举国为兵，完全无暇他顾。秦昭王后期，计然家蔡泽为丞相，对关中渭北地带做了翔实踏勘，上书提出应对之策：“渭北临水旱田计四万余顷，白毛碱滩两万余顷。该当引泾出山，居高临下南灌关中，解旱情，排盐碱，良田大增，则秦川之富无可限量也！”正在蔡泽一力筹划的关中水利将要上马之际，却逢秦国低谷，内外交困，秦昭王不得不奉行“守成固国”方略，小心翼翼地处置王储大事，治水又不得不束之高阁。孝文王庄襄王两代四年，吕不韦领国，欲展经济之长以大富秦国，却又连逢交接危机，稳定朝局成为第一要务，始终不能全力解决关中经济之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