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上山巅，简朴隆重的送葬行列出了咸阳北门。最前方阵是一个白衣白甲高举白幡的步兵千人队。之后是六列并行的公室子弟的哭丧孝子。秦孝公的灵车覆盖着黑色的大布，由四匹白色的战马拉着缓缓行进。太子嬴驷披麻戴孝，手扶棺椁前进。玄奇和莹玉在灵车后左右扶棺痛哭。四名红衣巫师散发持剑，低沉悠扬的反复长呼：“公归来兮，安我大秦——！”“公已去兮，魂魄安息——！”巫师后面是四辆满载陶俑的兵车（人殉废除后，陶俑便成为跟随王公贵族到幽冥地府的仆人内侍）。俑车之后，便是白衣白马的商鞅，之后是各国使节和步行送葬的百官队伍。最后的白色方阵，是车英率领的三千铁骑。他们高举着白杆长矛，恍若一片白色的枪林。
  送葬长龙堪堪行进到北阪塬下。突然之间，晴朗的天空乌云四合，雷声隆隆，沙沙雨幕顷刻间便笼罩了咸阳原野！北阪官道又长又陡，瓷实的夯土路面顿时油滑明亮。探道骑士的马蹄一滑数尺，竟连续跌倒了五六匹战马。雨大路滑，灵车如何上得这六里长坡？太子嬴驷与送葬大臣们束手无策，在雨中跪倒成一片，乞求上苍开颜。列国使臣则无动于衷的站在道边作壁上观。
  按照古老的习俗，出丧大雨，乃上苍落泪，本身倒不是“破丧”。然则，若因此阻挡了或扰乱了葬礼照常进行，则是大大的“破丧”，便往往会招来无休无至的非议。列国使臣们期盼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希望天下因此而将秦孝公看成一个“遭受天谴”的暴君。
  这种情形商鞅岂能不知？他策马上前，亲自来到最前面查看，希望想出一个办法来。
  正在此时，雨幕中冲来数百名百发苍苍的老人，身后是一大片整肃排列的赤膊壮汉！他们当道跪成一片，为首一个老人嘶声高呼：“天降大雨，上苍哀伤！我等子民，请抬秦公灵车上山——！”
  商鞅大为惊讶，下马一看，却是郿县白氏老族长！他顾不上多说，含泪问道：“敢问老人家，灵车庞大，天雨路滑，这却如何抬法？”
  老人霍然站起，转身高喊：“父老们，闪开——！”
  老人们哗然闪开，道中赫然显出一个粗大圆木纵横交结成的巨大木架！老人又一挥手，十多名赤膊壮汉哗啦啦一阵响动，又给木架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木板。
  老人回身跪倒，“商君，请国君灵车！”
  商鞅泪眼朦胧，嘶声下令，“灵车上架——！”
  黑色灵车隆隆驶上了木架。御手利落的卸去了马匹。
  老人从怀中摸出一面白色小旗，高喊一声，“郿县后生听了！前行三十人，挖脚坑！第一抬，九十九人，上——！”
  只听赤膊方阵中“嗨！”的一声，四排手持大杠粗绳的壮汉肃然出列，迅速站到木架四面，“咵——！咵——！咵——！”三声大响，整齐划一的摔下了大绳——结紧了木架——大杠插进了绳套。连环动作，整齐利落，不愧是久有军旅传统的老秦人！
  雨幕无边，天地肃穆。白氏老族长向灵车深深一躬，举起令旗，猛然一脚跺下，嘶声哭喊，“老秦人哟——！”
  “送国君哟——！”壮汉们一声哭吼，木架灵车稳稳的升起。
  “好国君哟——！”一声号子，老泪纵横。
  “去得早哟——！”齐声呼应，万众痛哭。
  “日子好哟——！”雨雾萧萧，天地变色。
  “公何在哟——！”妇孺挽手，童子噤声。
  ……
  大雨滂沱，漫山遍野涌动着白色的人群，漫山遍野呼应着激昂痛楚的号子。
  六里长的漫漫北阪，在老秦人撕心裂肺的号子声和遍野痛哭中，走了整整一个时辰。
  当灵车被万千民众簇拥着抬上莽莽苍苍的北阪时，风吹云散，红日高照。
  山东列国的使臣们简直惊呆了。谁见过如此葬礼？谁见过如此民心？在他们的记忆中，战国以来，赵肃侯的葬礼要算最隆重的了：六大战国各派出了一万铁骑组成护葬大方阵，邯郸城外的十里原野上，旌旗蔽日白幡招展，雄壮极了。但事后想来，那都是“礼有余而哀不足”的排场而已，如何比得这乡野匹夫为国君义勇抬灵，竟在大雨中上了六里北阪？如何比得这举国震颤的哀痛？如何比得这无边无际的汹涌哭声？
  秦人若此，天下何安？
  第十五章 万古国殇
  一、沉沉夜幕重重宫闱
  商鞅终于开始忙自己的事了。
  从墓地回来，商鞅心里空荡荡的。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意与沮丧，将自己关在书房里默默流泪。孝公的盛年病逝，对他的心灵是重重一击！除了那天下难觅的君臣情谊，除了那同心同德的默契，最令人痛心的，便是他们携手相扶的大业半途而废。秦孝公在函谷关远望的愤激与遗恨，正是商鞅最为痛心的伤口。设若再有二十年，他们的功业将何其辉煌？只有那时，才可以说，商鞅的法家学说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如今秦公去了，商鞅才骤然感到了自己独木难支，才感到了秦孝公作为他背后的支柱是多么重要。以他冷峻凌厉的性格，无与伦比的才华，只有秦孝公这样的国君才能让他放手施展。坚实厚重的秦孝公，从来不怕商鞅的光芒淹没了自己，从来都是义无返顾苦心周旋，为他扫清所有障碍。即或是有人风言，“秦国民众唯知商君之‘令’，而不知国君之‘书’。”秦孝公也是微微一笑，不于理睬。而今秦孝公去了，自己还能遇到如此罕见的国君么？不能了，永远不能了。自古以来，明君强臣之间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
  更深人静，商鞅平静了下来。他写好了辞官书，准备新君明日即位后便郑重呈送。即位大典的事，他已经交给了景监车英，不用亲自操持了。他要做的，是尽快善后，整理准备交接的官文，集中属于自己的典籍书卷，以备辞官后治学。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事都集中在书房，书房之外的善后完全用不着他操心。莹玉却觉得他未免太急，侄子刚刚即位，他这位姑父商君就要辞官，总有点儿不妥。商鞅只是笑笑，也不多说，只顾在书房里忙。
  商鞅不好对莹玉明说的，是自己的那种异常感觉。
  从嬴驷回到咸阳，商鞅就感到了这位太子和自己的疏离与陌生，尽管太子非常的尊重自己，见了自己恭敬得甚至超过了寻常官员。但正是这种“敬”，使商鞅感到了内心的“远”。商鞅虽不善从小处处人，但却善于从大处处人。譬如对待太子，商鞅在二十多年中，竟一直无从弥合他和少年嬴驷之间的伤口。按照常理，小嬴驷犯法理亏，商鞅只要多接触多开导，稍稍给“放逐”中的嬴驷一些照料抚慰，依嬴驷的悟性自悔，这种伤口当不难弥合。但商鞅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去做。他的严厉、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尽公无私、都不允许他这样做。在商鞅看来，一个做错了事的人若再去计较处罚他的人，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志存高远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头抚慰依法处置的罪人，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这个“罪人”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色。二十多年后，当商鞅敏锐觉察到这种“敬而远之”时，这种伤口已经成了难以填补的鸿沟。
  对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商鞅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沟壑他看得很清楚。商鞅的过人处，正在于他不会在大局上迷失自己。留在国中，与新君貌合神离，上下不同心，岂能再创大业？况且，新君嬴驷已经完全成熟，自己这个“镇主”权臣留在国中，反倒多有不便。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临终前的嘱托——嬴驷能扶则扶，不能扶则商君自立为秦公——使商鞅处于一种微妙的难堪地位。这个嘱托是当众说的，大臣们都知道，商鞅也认为这是秦孝公的肺腑之言。论能力，论实力，论威望，论民意，商鞅都可以做到废嬴驷而自立。按商鞅的本色品格，也绝不会顾忌天下非议与旧贵族的骂声。假若嬴驷真的不堪重任，商鞅是会那样做的，而且毫不犹豫，做得干净利落。
  但是，如今的嬴驷完全可担大任，且对新法一力维护，自己如何能因嬴驷与自己“不合”而发难？如果商鞅是一个以权力为第一生命的人，也许恰恰这个“不合”，便是发难的最大理由。但是，商鞅毕生追求的恰恰是功业，而不是权力。功业完成之后，仅仅为了保持权力而倾轧，何谈顶天立地之名士？既然认可了嬴驷，就应当为他开道，让他放开手脚去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明君岂怕找不到良才辅佐？留在国中，嬴驷坐立不安，非议也会纷至沓来，对自己不利事小，引起裂痕内乱事大。
  商鞅辞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想引出那些神秘的影子。
  除了秘密活动的公孙贾，商鞅对嬴虔和甘龙的死始终感到蹊跷，尤其在知道了秦孝公那次“元老宴”的真实意图之后，更是疑虑重重。假如这些“该死”者都没有死，他们显然是将希望寄托在嬴驷身上。难道这些人发现了什么？笃定嬴驷会支持他们？如果是这样，商鞅倒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做什么。自己辞官，无疑会引得他们早日出来，若有不测，自己也来得及收拾。
  次日清晨，刚刚举行完嬴驷的即位大典，商鞅就将辞官书交给了国府长史。
  大典一结束，嬴驷没有接见任何大臣，就径自回到了书房。他不急于和任何人共商国是，他要看看动静，因为他嗅到了一股异常的味道——昨天夜里，他书案上突然出现了一卷没有具名的《请举遗民书》！方才，长史又呈来了商君的《辞官书》。他觉得应当好好想想，绝不能轻易动作。
  宫中很空旷很冷落。公父的一拨旧人，嬴驷一个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