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豪族主人（领主）不犯罪，不招天子讨伐，不在战争中失败，这些土地实际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赠送甚至买卖。有了土地，就得有人耕种。国王、诸侯和族长，就把战俘、罪犯以及因各种原因依附于他们的穷困庶民，强力安排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除了给耕耘者留下仅够生存的物品，收获物全部上缴土地的主人。国王和大大小小的诸侯、族长及其家人，正是依靠从这些“奴隶井田”和自由农夫的公田缴来的收获物，维持着军队、官吏和舒适富裕的生活。私家井田的劳动者，就是奴隶，也叫做隶农。他们没有官府承认的自由民身份，官府“料民”（户籍登记）也不登记他们入册。他们的身份只存在于豪族主人（领主）的“奴籍”之中。来源于战俘和罪犯的奴隶，脸上还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记，即或脱逃，也无处容身。世世代代，奴隶们只能在主人的井田里无偿劳作。奴隶耕作的私家井田与自由民的井田，唯一的不同是，私家井田的中央只有水井而没有公田。千百年下来，井田制和依附在井田制上的隶农制，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就土地数量而言，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与自耕田之分的）那种典型的井田，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远远少于由隶农耕种的私家井田。后来，私家井田渐渐的获得了国王认可，被称为“封地”，也就是封赐给贵族的个人土地。
  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耕作奴隶（隶农），是奴隶制的主要部分。
  另一种奴隶，是劳工奴隶。这种奴隶分为官府奴隶和家庭奴隶，来源也是战俘、罪犯家属及穷困沦落者。官府奴隶除了做仆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这种奴隶是奴隶制的次要部分，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不是这里的话题。
  又经过了殷商六百多年，西周东周七八百年，随着人口增多，商品交换的发达，土地质量恶化以及频繁的战争、政变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来越少，隶农依附的私家井田越来越多，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这时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强力掠夺、金钱买卖、没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同时成为新兴地主。新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日渐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便对“王权——井田——奴隶”这种旧的存在方式自然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新兴地主要创造出私家政权的基础，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的数量，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而旧的王权要维持自己存在的基础，就要使“民不得买卖”的井田制固定下来，使流动的土地重新变成凝固于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则，天下便不能安宁。
  这种大争夺导致了长期的大动荡，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杀伐征战，天下大乱了！
  于是，许多有识之士便提出了各种救世主张。儒家坚定的主张恢复井田制，孔子直到孟子，儒家奔走天下数百年，为此不懈呼吁。道家的老子也提出了“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返古主张，事实上也赞同恢复井田制。
  新出现的地主贵族和法家人物，却极力反对回到古老的井田制时代。他们主张废除井田制和隶农制，建立一种更能激发农人勤奋耕作的新田制，建立一种能够使新地主依靠财富自由扩大土地的新土地制度，这就是“民得买卖”的土地私有制。
  可是，说归说，吵归吵，真正动手实现新田制的，却只有魏国李悝变法所推行的半新半旧的“五成田制”。李悝只在自由民耕种的井田和魏国的公室井田上实施了“田得买卖”，废除了封地隶农。对魏国境内举足轻重的旧贵族的私家井田，仍然保留着封地（私家井田）和隶农。其他象楚国、齐国、韩国、赵国或多或少的变法，都没有超过魏国的限度。燕国和秦国两个老牌诸侯国，更是没有对旧的田制以任何触动。剩余的三十多个小诸侯国，更谈不上废除井田制了。
  事实是，直到秦国变法，井田制事实上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彻底的废除。
  而今，卫鞅要在秦国彻底废除井田制，随之必然结束隶农制，如何能不引起朝野震动？如何能不引起依靠封地养尊处优的贵族们的惶恐不安？
  七、白氏老族长搬动了大靠山
  事情还是从郿县生出来的。这次是白氏家族领的头儿。
  说起白氏家族，在栎阳做将军的白缙一支是嫡系正宗。但这正宗嫡系的白氏，人口却很少，只有三百余口。在秦献公以前，所有的白氏旁系都居住在郿县，人口逾万，整整二十三个大村。秦献公东迁栎阳，将眉县的孟西白三族老秦人各迁往东部一半，形成了“西白”与“东白”，其他两族也一样。在孟西白三族中，白氏家族的传统最为勇武厚重，在秦军中有许多中下级将领和军吏，老秦人甚至流传有“无白不成军”的说法。另一方面，白氏家族又很擅长农耕，对侍弄土地有特殊的禀赋。有人说，白氏家族是农神后稷的传人，天生的种田人。无论在郿县，还是在秦东，只要在白氏族人居住的地面上发生了和土地耕耘有关的大事，历来离不开白氏家族的参与。
  旁系白氏家族有两个族长，一个是“西白”的白龙，一个是“东白”的白虎。年轻时候，白龙白虎都是秦军中赫赫有名的千夫长。在秦献公时期，和魏国争夺龙门要塞的激战中，白龙断了一条右臂，白虎断了一条左腿，不得不离开军旅。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俩人竟然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族长。白龙处事狡黠精细，白虎则憨猛粗率。上次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争水恶斗，白龙大不以为然，说是“挺着脖子往刀口上送，张着大嘴往风头上呛”，不主张和新法令硬上。结果虽然拗不过孟族和西乞族以及本族人众的嚷嚷，派出了一百来人参与“作战”，但却都是女人和少年，他自己也没有去。虽然当时大大得罪了两族人众，但在渭水大法场后，孟族和西乞族的老族长都在法场上悔悟自杀，唯一留下来的白龙，便赢得了族人极好的口碑，隐隐然成了郿县孟西白三族的核心。
  但是，白龙却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当初，他不主张和戎狄移民械斗，并不是拥戴新法，而是觉得风头不对。渭水大法场之后，他感到新法太得严酷，心中老大不是滋味。如今又要废除井田封地，他无论如何是忍不住了。
  这得说说井田制的废除方法。
  井田制下，农户各家的房子都在自己的田里，分散居住，遥遥相望，才有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之说。官府所谓的“村”，指的只是一个治理区域，而没有集中的居住地。废除井田则要来一番大折腾。首先，农户（不管是自由民还是依附隶农）要从井田里搬出来，在不能耕种的山坡或荒滩集中盖房子居住。一拆一迁一盖，对农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其次，井田中原来的庄基地和原来的田界以及原来的车道、毛渠道，都要开垦出来合并成耕田一并分配，合起来叫“开阡陌”。原先分散在田中居住，各家的院子和打谷场都很大，占了很大一部分可耕地。私田之间，地界很宽很高，几乎和小路一样，也占去了一部分可耕良田。更占地的是纵横田间的车道。春秋和战国初期的战争是车战，战车又是农家自造（每十户或更多，出一辆战车）。所以在田野里必须留出战车道路。更有大规模车战碾出的道路和毁坏的田野。这些又占去了许多良田。如今要农人搬出田野，以村为单元集中居住，将田中的车道、地界、庄基场院和废弃的渠道统统开垦出来，变为良田重新分配。这样，一方面是节省土地（集中居住的村庄占的是荒地），一方面是大量增加土地。一正一反，秦国的土地资源便大大丰富起来。但是这一拆一迁、集中成村、开垦路界、重新分地，人力财力大折腾，引出的利害冲突可当真不少。
  白氏家族的不满，尚不在这些表面冲突之中。
  以孟西白三族在乡闾之间的势力与影响，他们不会担心在拆迁聚村和重新分配中折损了自己的什么，他们的好田好地不会因为新法而减少，反而会增多。他们都是殷实的老族农家，寻常农户在拆迁搬家中的艰难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也伤不了他们的元气。白氏家族的不满，不在寻常农家的这些琐碎担忧，而在他们的特殊地位将在新田制中失去。
  郿县的孟西白三族，都是自由民，向来被秦国公室当作“国人”对待，其地位本来就与依附隶农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普通的自由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白族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在孟西白三族中，惟有白族是太子封地！太子封地，是秦国在春秋时期的传统做法——太子一旦明确，无论其年长年幼，都有一块储君封地。这种封地与权臣豪族的领地不同，一则，农家庶民不改变原来的自由民身份或隶农身份（豪族领地的农人一律是依附隶农），譬如白氏家族被确定为太子封地，但依然是显赫的自由民；二则，太子对封地民众只有象征性的治权。也就是说，既不象豪族领地那样的完全治权，也不象寻常土地那样完全归郡县官府治理。太子府向郿县封地派出的常住官吏只有一个，而且不管民治，只管督导农耕和收缴赋税。三则，太子封地享有许多农人不可企及的特权。最简单的一点，若逢天旱，百里渠的渠水便要首先保证太子封地的农田浇灌。如果县令执行不力，或有与封地抢水之类的事端发生，封地的常住官吏就会立即上报太子府，给予严厉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