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拯救一个人而使一个国家——事实上是两个国家—一陷入危险，这是犯罪吗？也许这个人并不值得我们去救他？或者在此过程中他死了呢？每天都有好几千个人因为事故而死亡……为什么要为一个人的生命犹豫不决？快回答！”
  他把我逼急了。我给了他星船伞兵的答案。“是的，长官！”
  “是什么？”
  “不管是一千个——还是只有一个，长官。都要开战。”
  “哈！战俘的数目无关紧要。很好。现在，证明你的观点。”
  我陷入了困境。现在我知道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正确。他还在不断催促。“说呀，里科先生。这是完完全全的科学。你拿出了数学结论，现在你必须证明它。有人会用类比法说你在声称一个土豆和一千个土豆的价值是一样的，不多也不少。
  是吗？”
  “不是，长官。”
  “为什么不？证明。”
  “人不是土豆。”
  “好，好，里科先生！我想今天我们已经把你的脑子折腾得够累了。明天带一份书面证明来课堂，用逻辑证明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给你点提示。看一下今天讲的这一章的第七个参考材料。”
  “索罗门先生！”瑞得少校又点了一个人的名，“当代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从混乱期演变过来的？它在道德方面有什么合理性？”
  萨利·索罗门结结巴巴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然而，没人能确切描绘联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自然而然就生长出来了。在××世纪末期，各个国家政府都垮台了，必须有东西来填补真空，很多情况下，填补真空的人是返乡退伍军人。他们已经输掉了一场战争，大多没有工作，许多人都对新德里条约的条款痛心疾首，尤其是那个混蛋战俘条款。还有，这些退伍军人知道怎么打仗。发生的不是一场革命，更像1917年的俄罗斯：系统垮台了，其他人趁机进来了。
  苏格兰的阿伯丁就是个典型例子，已经确知的此类事件中，它是最早的一例。几个退伍军人团结起来，成了义务警察，制止当地的骚乱和劫掠。他们绞死了几个人（包括两个退伍军人），并且决定，除了退伍军人，其他人员一概不得加入他们的委员会。从一开始，他们便独断专行，内部互相信任，但不相信别人。一两代人之后，开始时的应急办法逐渐演变成为宪法。
  那些苏格兰退伍军人发现，他们有时不得不绞死的人中包括其他退伍军人。他们可能觉得，如果类似事件不得不发生，那么至少，他们不会让任何贪婪、牟取暴利、进行地下交易、不顾别人死活、欺骗军队、没有道德感的平民在这种事上有任何发言权。
  老百姓只配听别人吩咐，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明白了？发号施令的是我们这些猿人！我估计，当时情况肯定就是这样，因为如果换了我，我很可能就这么想、这么干……历史学家也同意，当时的平民和返乡战士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
  萨利没有照本宣科。最后瑞得少校打断了他。“明天上课带一份总结来，三千字。索罗门先生，给我一个理由——不是从历史的观点，也不是纯理论的观点，要从现实出发——说明为什么今天的公民权只颁给退伍军人？”
  “嗯，因为他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长官。他们更聪明。”
  “荒谬！”
  “长官？”
  “也许这个词对你来说太深奥了？我说的是你的观点太蠢了。
  军人并不比平民更聪明。在很多方面，平民聪明得多。这也是新德里条约签署前的政变的合理之处，那场所谓的‘科学家的起义’的因由，似乎是只要知识精英领导国家，我们就会进入乌托邦。当然，那个愚蠢企图彻底失败了。因为科学的追求尽管能带来社会效益，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美德。从事这一行业的可能是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极度自我中心的人。我给了你提示，先生，你听懂我的提示了吗？”
  萨利回答道：“唔，军人都是有纪律的人，长官。”
  瑞得少校对他还算温和。“对不起。你的说法倒是很吸引人，问题是没有事实根据。你和我虽然有纪律约束，但只要还在军队，就没有投票权。还有，纪律是部队强加给我们的，一个人退役后还能不能自我约束，事先谁也说不清楚。退役军人的犯罪率和平民一样高。另外，你还忘了一点，在和平年代，大多数退伍军人只在辅助性的非战斗部队里服过役，并没有完全受到严格军纪的约束。他们只是被折磨了两年，超时工作，冒一定的生命危险。可退伍之后，他们一样成了公民，投票一样有效。”
  瑞得少校笑了笑，接着说道：“索罗门先生，我问你的问题很复杂，但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答案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延续我们目前的做法，目前的社会体系？原因和我们继续使用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这种体系管用，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但就算这样，更加深入的观察思考仍然大有裨益。纵观整个历史，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人们尝试过种种办法，将这种至高无上的特权交给那些他们认为能合理、明智地使用它的人手中。早期的尝试当然就是君主制，被充满激情地称为‘神授君权’。
  “人们作出了很多努力，希望选择一个明智的君主，而不是听天由命，比如过去瑞典人就选了拿破仑手下的一个法国将军来统治他们，反对方的反对意见只是，这个法国人带来的好处有限。
  “在人类历史上，从绝对君主制到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已经尝试了上千种方法，至于各种各样的提议那就更多了。有些极端奇怪，比如蚂蚁似的共生社会，这是柏拉图在他那本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共和国》中提出的。所有这一切尝试的出发点都是符合道德的，即，提供一个稳定的、具有善意的政府。
  “所有社会体系都通过同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愿望，即把公民权限制在那些被认为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公平地使用这种权利的人之内。我重复一遍，‘所有社会体系’。即使那些所谓的‘无限制的民主，也把不少于四分之一的人口排斥在公民权之外，以年龄、出身、投票税、犯罪记录等等为理由。”
  瑞得少校讥讽地笑了笑，“我一直不明白，投票的时候，一个三十岁的笨蛋怎么可能比一个十五岁的天才更明智……但那是一个‘神授普通人权’的时代。不管那么多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公民权的分配法则多种多样：出生地、家庭出身、种族、性别、财产、教育、年龄、宗教，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体系都能起作用，但是效果都不好。不管哪个体系都存在许多反对者，认为它们是暴政。这些体系最终都崩溃了，或是被推翻了。
  “现在，我们创建了另外一个社会体系……运行得还不错。抱怨的人很多，但是没有反叛。个人自由在历史上是最大的，法律少，税率低，生活水平已达到生产水平的极限，犯罪率是历史上最低的。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投票者比其他体系中的投票者更聪明，这方面我们不存任何幻想。塔马尼先生，”他又叫了一个人，“请你回答，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体系比我们先辈所采用的任何系统更好？”
  我不知道克莱德·塔马尼的名字是怎么起的。我估计他是个印度人。他回答道：“嗯，我猜，因为投票者是一小群人，他们知道，社会的重大决定需要由他们作出，责任重大……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前会认真研究。”
  “不要‘猜’。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完完全全的科学。还有，你猜错了。很多其他社会体系的统治阶层也是一小群非常清楚自己拥有重大权力的人，再说，我们的公民并不是一小部分。你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成年人中的公民占多大比例，从伊斯克殖民星球的百分之八十到地球上某些国家的不足百分之三——但是各地的政府却几乎一样。投票者也不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在行使这种最高权利的方面，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智慧、才能，或是经过特别的训练。那么，我们的投票者和过去的公民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别猜了，今天我们作的猜测已经够多了。我来说点儿明显的东西：在我们的系统之下，任何一个投票者或是政府官员都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已经通过志愿参加的艰苦服役表明，他能够将集体的利益摆在个人之前。
  “这才是差别，在实际生活中，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我们的投票者可能并不聪明，他可能缺乏某些社会美德，但是，我们的投票者的平均表现却比历史上任何统治阶层好上不知多少倍。”
  瑞得少校停住了，他伸手碰碰他的老式手表的表面，一双瞎眼“看着”指针。“快下课了，但我们还没能弄清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管理自己，这个机制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道德合理性。持续的成功决不是一时运气。记住，这是科学，不是一厢情愿。宇宙是自然存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投票就是行使权利，它是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一切其他权利的根源——例如我有权每天一次折磨你们的生活，我的权利便源自投票权。行使投票权就是行使强权！——公民权就是强权，赤裸裸的强权。不管施行者是十个人还是十亿个人，政治权力就是强权。
  “但是，宇宙万物都有二元性。权利的对应物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