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人道精神，与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是有时代差异的。文章骈散兼行，安雅而委曲，确是难得的美文。
  但骈体文固有的缺陷，使它不可能取代散体文的优势地位。写作上的困难，使它无法为大量学养有限的文人所掌握；
  而在运用范围上，它也有局限。即以汪中作品而论，他的名篇《哀盐船文》描写仪征江面盐船连片失火、死伤无数的情状，著名学者杭世骏在为此文所作的序文中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但以这种修辞性极强的文体描述极悲惨之事，实在不很相宜。又清中期骈文家多是名学者，学问气过重，又从另一面妨害了骈体文的成就。
  二、桐城派古文的流变
  桐城派古文虽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但并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同时，它也顺应时势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世人以其书室名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修纂。后辞官，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著有《惜抱轩诗文集》，又编有《古文辞类纂》，流布极广。
  姚氏古文理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他的长处是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总结性、具体化的工作。
  第一，他提出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在古文理论中加入考证，这是对当时气势正盛的汉学的让步。姚氏本人也做考证研究，有《郡县考》等，但根底不深。他所说的“考证”涵义较广，主要是指做文章所需要的一种学养和辨明事实的功夫，而不专指作为学术研究的考证。
  第二，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是“文之精”，后四者是“文之粗”，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来体现和把握，并要在领悟前四者之后，摆脱后四者的束缚，而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的境界。这基本上是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的旧东西，姚鼐把它们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密化了。
  第三，姚鼐上承《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体性》、《诗品》、《沧浪诗话》等对于艺术风格问题的探求，以简驭繁，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在《复鲁絜非书》中，他以一系列的譬喻来描绘二者的不同。较之西洋美学概念，大致“阳刚”近于“崇高”，“阴柔”则近于“优美”。同时，他还指出阳刚、阴柔因不同程度的配合会产生各种变化，虽各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不能是绝对的阳刚或绝对的阴柔。这方面的论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美学问题，归纳简明而切实，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
  姚鼐本人的文章，说理、议论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写人物和景物，也间有生动之笔。如《袁随园君墓志铭》，文字端谨，既写出袁枚性格的某些特点，又寓褒贬之意，《方染露传》近似于此。他的游记颇重文采，不像方苞为了追求庄肃雅洁而显得板重。《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虽乏独创之力，尚有文字凝炼简洁和刻画生动之长。前者“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写黄昏登山远眺所见；后者“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写潭中大石，都是漂亮的文笔。下面录《登泰山记》中观日出的一节：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姚鼐是一个没有多少创造性却很聪明的人，桐城派由于他而声势大张。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由此桐城派几乎发展到全国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
  方东树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另外，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体例清楚，选择较精，并附以评论，便于学习掌握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要旨，此书流布天下，也极大地助长了桐城派的声势。学者们看不起桐城派，原因之一是它的熟套，而这种熟套却正是桐城派获得众人趋从的重要法宝。
  在正统“古文”的系统中，沿桐城派之流而别开蹊径的，有所谓“阳湖派”，因其开创者张惠言、恽敬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一带人士而得名。张的情况已见于前。恽敬（1757—1817）字子居，乾隆举人，官吴城同知，有《大云山房文稿》。恽、张二人曾从刘大櫆的门人钱伯坰受古文法，本应该算是桐城派的后裔，但他们原先都从事考证之学并长于骈文，不愿完全拘束于桐城派的范围，故稍稍示异：一是取法较广，在桐城派所定的“文统”之外，还兼取子史百家；
  二是反对在字句上过于斟酌取删，笔势较为放纵；三是把骈文的笔势引入古文，使古文也有骈文的博雅工丽。但他们的思想都很陈腐，这一点变化未必能带来多大的收获。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故影响微弱而短暂。
  三、正统“古文”以外的散文
  清中期与桐城派异趣的散文家，有袁枚、郑燮等。郑燮的家书写得很随意，讲些日常琐碎之事，多用口语，令人喜爱。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有云：“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如此语气，直非文人之笔。而袁枚的散文尤有特出成就。
  袁枚对于古文其实是很自负的。但他厌恶一般古文家动辄以“明道”欺人，赞同南宋学者郑樵“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的言论（见《答蕺园论诗书》），又爱好骈文，自然不能与一般的古文家特别是桐城派相提并论了。他的文章，以思想开明、感情真挚为基本特色。如早年所作《郭巨论》，对非人道的“孝道”痛加鞭挞，很有一种少年意气；《所好轩记》言读书之乐，不故为高论，也不讳言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等等平凡的情欲，与张岱自述同趣。《祭妹文》在往日琐事的回忆中寄托凄恻之情，尤为真切动人。相比于桐城派同类文章必先称述人物德行，而所谓“德行”又大抵是压抑人性的正统道德，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取向。值得注意的是，袁枚此文与韩愈《祭十二郎文》相当近似，而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不取《祭十二郎文》，这也反映出他们对“古文”的理解是不同的。正统“古文”的路径越走越窄，也由此可见。
  以技巧性而言，《随园记》在袁枚散文中颇为出色。文笔自然流转，不见用力，而文气完足，又让人觉得结构颇严谨，表现了相当的修养和才气。下面是文中述随园命名之由的一节：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讙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
  茨墙剪阖，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这里不仅写出修葺的过程，而且寓涵了顺适自然的审美观和希望满足自我天性的人生态度。
  清中期散文中，《浮生六记》很值得注意。作者沈复（1763—？）字三白，江苏苏州人，作幕经商为生，不以文名。
  其《浮生六记》是自传性的作品，原有六卷，今存前四卷（晚出号称足本中的后两卷，已证实为后人杂凑他书而成的伪作），记述家居及游历生活，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多述他与妻子陈芸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以及因失欢于父母，夫妇被迫离家出走，以致陈芸郁郁而死的痛苦经历。文字细腻，不作妆点，“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而自然明莹纯净，感情尤其真实动人，为中国文学中具有新鲜意味的创作。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
  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沈氏虽非文坛人物，但此书的写成，却也反映了乾、嘉之际的文学突破礼法顾忌、深入表现人性人情之真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趋势。下录一节，是记两人订婚以后、成婚之前的一桩琐事：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