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知事已无望，娇娘遂绝食，不久死去；申生亦自缢而亡。
  在我国小说史上，《娇红记》是一部很值得重视的作品。
  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的新的进展。
  首先，《娇红记》不仅歌颂了青年男女的坚贞的爱情，而且写出了这种爱情的被扼杀。在这以前，唐传奇《莺莺传》、《霍小玉传》中的男方都并不坚贞，宋代小说如《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虽也赞扬爱情，但却未能写出这种爱情在当时的悲惨遭遇，给予他们以实际上不可能的美满的结局。《娇红记》一面对申纯、娇娘的爱情作了高度肯定，一面又真实地揭示了这种爱情的多灾多难和夭折的必然性。无论男女双方爱得多么热烈和坚定，但他们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他们家长中有一个人不愿意，他们就不能结合。而且，社会上也还存在许多阻碍他们结合的因素。帅府公子看上了娇娘，王通判就对申纯背信弃义而把娇娘许配给他，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这点来说，《娇红记》在反映人的正常要求与当时社会环境的矛盾方面比它以前的任何小说都要深入。尽管作品在最后部分加上了娇娘与申纯死后成仙的蛇足，但也并未抵消申、王爱情的悲剧性。
  比起《张浩——花下与李氏女结婚》等作品在男女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盲目乐观来，《娇红记》显得远为清醒。
  其次，《娇红记》在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不但比它以前的任何小说都要深切、细腻，就是与《水浒》的人物描写相比，也各有千秋。如写娇娘和申纯从初见到热恋的过程，就很细致：申生第一次见到娇娘时，便“目摇心荡，不自禁制”。其后日渐熟悉，“或共饮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邪，娇则凝眸正色，若将不可犯”。但有一次王通判请另一外甥吃饭，申纯与娇娘均在座。申纯已不胜酒力，其舅母却还要他喝酒，娇娘就帮他说话，说是“三兄动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又悄悄对申纯说：“非妾，则兄醉甚矣。”申生说：
  “此恩当铭肺腑。”“娇微谢（‘谢’疑为‘哂’之误）曰：
  ‘此岂恩乎？’”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表示对申生的关心和亲密，从而引起了申纯的“留意”。一天，申纯见她独自一人，“凭栏无语，徒倚沉吟”，“因吟二绝以戏之”，并写出来给她，她“巡檐循诵，倾鬟低面，欲言不言”，实际上进一步流露出了她的感情。申纯回房以后，“殆无以为怀”，因题一绝句于壁上。过了两天，申纯外出，娇娘独自到他房中，见到了他题的诗和另一首词，“踌躇玩味，不忍舍去”，便作诗相和：
  春愁压梦苦难醒，天迥风高漏正平。魂断不堪拾集处，落花枝上晓莺声。
  从诗中可以看出来，她的心已被打动了，但仍未明确表态。自此，申纯“朝夕惟求间便以感动娇娘，然娇或对或否，或相亲妮，或相违背”，作品并具体地写了几次她的“或相亲妮，或相违背”的经过。直到最后，申纯正式向她提出：“……予每见子言语态度，非无情者，及予言深情切，则子变色以拒。
  果不解世事而为是沽娇耶？谅孱缪之迹不足以当雅意，深藏固闭，将有售也。今日一言之后，余将西骑，子无苦戏我。”
  她才倾吐了自己的情愫：
  娇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有言：妾知兄心旧矣，何敢固自郑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终始，其如后患何！妾自数月以来，诸事不复措意，寝梦不安，饮食俱废，君所不得知也。”因长吁曰：“君疑甚矣。异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济，当以死谢君。”
  由此，两人的恋爱就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像这样的对恋爱过程的具体、细腻的描绘，在《娇红记》以前的小说中是从没有出现过的。作者编织了一系列琐细的事件，使读者趣味盎然地看到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心是怎样逐步接近和融合的。
  而且，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也就逐步地凸现出来。读者从中看到了申纯追求娇娘的热情、急切，由此而来的喜悦甚至怨怅，娇娘的犹豫、苦闷，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才终于形成的破釜沉舟的决心：“果不济，当以死谢君。”
  随着恋爱的进展，两人的思想感情的特点也就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大致说来，申纯固然挚爱娇娘，每当他感到要失去娇娘时就会痛苦万分，但有时却又显得怯懦，在两人盟誓定情后，娇娘要他晚间到自己房间中去，他却说“固善也，不亦危乎”；同时他对娇娘又常有不理解、不放心之处，甚至在娇娘父亲把她许配给帅府公子后，他竟然向娇娘说：“子亲期去此止两月，勉事新君，吾与子从此决矣。”受到了娇娘的严词痛斥，他“方悟感”。娇娘则因这一恋爱是下了以死相殉的决心的，所以在这以后反而处处比申纯主动、勇敢，当申纯怕去她房间时，“娇变色曰：‘事至此，君何畏？人生如白驹过隙，复有钟情如吾二人者乎？事败当以死继之。’”当申纯要她“勉事新君”时，“娇览词怒曰：‘兄丈夫也，堂堂五尺之躯，乃不能谋一妇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忍乎？妾身不可再得，既以与君，则君之身也。’因掩面大恸”。
  其勇烈之气，实已超过申纯。但另一方面，他对申纯又是非常依恋、体贴和信任的。她为自己不能和申纯结合而绝食，家里人骗她，说申纯已经别娶，并把娇娘以前送他的香佩送还。
  “娇见之泣下：‘相从数年，申生之心事，我岂不知者？彼闻我有他故，特为此以开释我耳。’因取香佩细认，觉其非真，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这跟申纯的认为她要与帅府公子结婚，恰成鲜明的对照。而像这样的思想感情的细腻刻画，也是以前的小说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可以说，这样的描写已开《红楼梦》的先声。
  因此，《娇红记》的总体成就虽不如《水浒》（例如，其语言上的缺陷就较明显），但对青年男女的这种丰富、细致的感情及其发展过程的展示，在元、明间却首推《娇红记》。
  也正因此，《娇红记》所写的事件虽较单纯，但由于描写的深细，全书竟达五万余字，而且除个别地方（如申纯遇鬼的一段）外，并无支蔓之病，这在我国小说史上也是空前的。
  不过，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浅近的文言——与这种细致的描写却难以适应。上文所引的娇娘的那些话，如果改用生动的口语，必然将大为生色。同时，从文言的角度看，这样的细致描写又不免显得冗杂。所以，后来较好的小说，要末使用文言而回到简洁的路上去，要末就采用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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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于这两部小说的产生年代，过去一般笼统地说是元末明初，而通行的文学史都把它们编入明代。我们认为，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附加的小字注所提及的“今地名”系指元代地名的情况，以及某些重要地名变更的年代，大致可以判定此书完成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以前，按习惯可以说是元后期。至于《水浒传》，罗贯中也是它的作者之一，对小说作了进一步加工的施耐庵则生活于元末明初。因此，把这两部小说编入元代文学要更合理些。进一步说，这两部小说的形成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就其所联系的历史背景而言，显然与元后期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形态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尽管元后期与明初实际年份相差不多，但作为文学史的一个环节来叙述，也是把它们编入元代文学比较合理。
  这两种小说都是“章回小说”的形式，后来的古代长篇小说也都是采用这种形式，它最初起源于民间说话中的“讲史”。在说话艺术中，“小说”类基本上都是能够一次说完的短篇故事，“讲史”类则专门演述长篇历史故事，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相当后来的一回。现存早期的讲史话本，均为元代所刻，其情况在前一章已作了介绍。这类讲史话本大抵都是根据说书人的简要底本敷演为书面的读本，内容以史籍载录与民间传闻相杂。以故事情节为主，较少注意人物形象的描写，文字大多比较粗糙。在这样的基础上，由于罗贯中、施耐庵这样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文人的参与，通过对已有的材料的整理加工和提高，终于创作出中国最早的成熟的长篇小说。其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仍是继承着“讲史”的传统，而《水浒传》则既吸收了“讲史”中的有关内容，又汇集了大量关于水浒英雄故事的短篇“说话”及戏剧故事加工创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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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概况与罗贯中
  三国故事很早就流传于民间。据杜宝《大业拾遗录》，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而刘知幾《史通·采撰》言及，唐初时有些三国故事已“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到了晚唐，三国故事已经普及到小儿都知的程度。
  随着说话的兴盛和戏剧的流行，这一人所熟知的题材自然格外为艺人所青睐。宋代说话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同时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有搬演三国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