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红记》缀合此二者，稍加渲染，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尽量符合当时道德规范。如顾况和卢渥所得宫人之诗，分别为：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随红叶，好去到人间。
  前一首的一、二两句，颇有怨怒之意，后两句显含对于爱情的企求，这都不是安分的宫女所当为。后一首则仅有很淡的哀怨，合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之旨。《流红记》中韩夫人题于叶上的第一首诗即用后者。顾况所题之诗，为“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把深宫的情景、宫女的处境都写得相当悲惨，并对宫女表现出衷心的同情；这对于本就心怀不满的宫女只能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自为重视礼教的宋儒所不取。所以《流红记》中于祐题叶的诗只有两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把顾况诗中的强烈感情都清除了。《本事诗》中宫女第二次所题的诗是：“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一方面流露出欲与题诗人相见的渴望，一方面进一步显示出宫女的可悲可怜，连落叶都不如。这样的大胆，同样不是迂拘的宋儒所敢想象，因而《流红记》中韩夫人的第二首诗与此完全不同：“独步天沟岸，临流得叶时。此情谁会得，肠断一联诗。”虽然用了“肠断”这样的词，但却毫无激烈、越轨的感情。
  总之，此一类型的作品由于不敢稍逾礼教的规范，感情贫乏，不可能出现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精采的描写，仅在涉及某些外在形貌时偶有摹画，如上述“兰汤滟滟”之类。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有《大业拾遗记》、《隋炀帝海山记》、《炀帝开河记》、《隋炀帝迷楼记》。均写隋炀帝故事，作者无考。大抵《大业拾遗记》出现最早①。
  这几篇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于对人物感情的描写。隋炀帝当然是荒淫奢侈的亡国之君，有许多罪恶，但作品不是力图把他写得像个反常的恶魔，反而写了他的多愁善感，——为生命的易于流逝而悲伤。《开河记》里，他看到了“殿壁上有《广陵图》”，就“思旧游之处”，“瞠目视之，移时不能举步”，“圣容惨然”。在《大业拾遗记》里，他回忆起以前与萧妃的浓烈感情和为萧妃所作的诗，当萧妃重念旧诗时，“帝听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来已是几年事矣。’”然而，这种对于生命易逝的细致的感受，在他身上所激起的却是疯狂的享乐欲望。萧妃提醒他，国家的形势不大好，要他留意。
  他却说：“人生能几何？纵有他变，侬终不失作长城公。汝无言外事也。”（《大业拾遗记》）正因“人生几何”，他就要尽情享乐，连皇帝地位能否保住也不放在心上了。因此，即使是好意的提醒，也因影响了他的及时行乐的心境而为他所厌恶。他还公开宣称：“人主享太平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迷楼记》）所谓“极当年之乐”，就正是“人生几何”的必然引申。于是穷奢极欲，给人民制造了无穷的灾祸；臣子有敢于劝阻的，一律“赐死”，弄得“臣下相顾，箝结自全”（《海山记》）。然而，这样地倒行逆施，他的内心真的很快乐么？却又未必。
  ①此四篇有人以为是唐传奇，似不确。关于其时代的具体考证，见章培恒《关于〈大业拾遗记〉等传奇的时代》，载《贾植芳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大业九年，帝将再幸江都。有迷楼宫人抗声夜歌云：
  “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果自然成。”帝闻其歌，披衣起听，召宫女问之曰：“敦使汝歌也？汝自为之耶？”宫女曰：“臣有弟在民间，因得此歌，曰：道途儿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启之也！天启之也！”帝因索酒，自歌曰：“宫木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艳恋红辉。”歌竟，不胜其悲。近臣奏：“无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晓。”帝曰：“休问，他日自知也。”（《迷楼记》）
  这是写隋炀帝的内心痛苦很深切的一段。根据古代的迷信观念，“道途儿童”所唱的这种歌，是显示天意的“谣議”，意味着隋朝皇帝杨氏（“杨柳”）当灭，另一个家族李氏（“李花”）要取而代之，而当时的现实形势也使他明白自己就要完了。他的歌本想自我安慰，意谓有兴必有衰，用不到为此而悲伤，现在虽已是燕子归去的秋天，但等下个春天来时，迷楼会更加美丽。但这又怎能真的起到安慰作用？当迷楼更加美丽时，作为今日迷楼主人的自己不是早就灭亡了么？是以“歌竟，不胜其悲”。而这一切痛苦，又只能深深埋在自己心里，向谁都不能吐露，对近臣的询问只能回答“休问，他日自知”，这也就更增加了痛苦的重量。像这样深刻而细致的感情描写，在宋传奇中是难能可贵的。
  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重视细节描写。无论是较重大的事件或是生活琐事，有些都写得相当出色。就描写的细致说，这些部分较唐传奇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写重大事件的，如司马戡等弑隋炀帝的一段中，朱贵儿与司马戡的对话都写得感情真切，口吻逼肖，隋炀帝两度叱斥司马戡，也颇见器度。
  ……左右伏兵俱起，司马戡携刀向帝。帝叱之曰：
  “吾终年重禄养汝。吾无负汝，汝何负吾？”帝常所幸朱贵儿在傍，谓戡曰：“三日前，帝虑侍卫秋寒，诏宫人悉絮袍袴。帝自临视，造数千袍，两日毕工。前日赐公等，岂不知也？尔等何敢逼胁乘舆？”乃大骂戡。戡曰：“臣实负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为贼据。陛下归亦无门，臣生亦无门。臣已亏臣节，虽欲复己，何可得也？愿得陛下首以谢天下。”乃携剑上殿。帝复叱之曰：“汝岂不知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天子乎？”戡进帛，帝入内阁自经。贵儿犹大骂不息，为乱兵所杀。（《海山记》）
  其关于生活琐事的，则如《大业拾遗记》写隋炀帝命虞世南作诗嘲袁宝儿以及炀帝与陈后主、张丽华鬼魂相遇，就都颇有情致。现节引前一条如下：
  ……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年十五，腰肢纤堕，癔冶多态，帝宠爱之特厚。……时虞世南草征辽指挥德音敕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谓世南曰：“昔传飞燕可掌上舞，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岂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应诏为绝句曰：“学画鸡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帝大悦。
  ……
  这一段正如鲁迅所评：“文笔明丽”，“情致”“绰约”（《中国小说史略》）。其所以然之故，恐是作者在写作时，并不具有强烈的教化方面的要求，倒是主要从兴趣出发，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帝王纵恣，世人所不欲遭而所乐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则益以隋炀”（同上）。正因注重兴趣，也就把这些事情写得趣味盎然了。这其实是跟宋、元话本的重趣味相通的。
  鲁迅在把《海山记》等三篇与《大业拾遗记》比较时说：
  前者与后者“相类”，“而叙述加强，顾时杂俚语，文采逊矣”（同上）。诸如《海山记》的“小儿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不知了当得否”，《开河记》的“知他是甚图画，何消皇帝如此挂怀”，均是“时杂俚语”的例子。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前者在较明显地向通俗化的方向倾斜。
  不过，这四篇虽有上述成绩，却“托之古事，不敢及近，则仍由士习拘谨之所致矣”（《中国小说史略》）。
  第三种类型的作品，以《青琐高议·别集》卷四所收的《张浩——花下与李氏结婚》最为突出。
  本篇作者不详。写张浩与李氏女子相爱，私下有婚姻之约。李女向张索其亲笔所写诗为凭证。李女的父母起初不同意他们成婚，后来李父同意了，但张浩的叔父却要为浩聘娶孙姓的女子。李女就拿“浩诗及笺记之类”到府里去告，说她“已与浩结姻素定”。结果，府里判张浩与她成婚。“夫妇恩爱，偕老百年，生二子，皆登科矣”。
  在本篇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张浩与李女的婚姻，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纯是私合。张浩送给李女的诗，也不过是私情表记，根本不能作为婚姻的凭据。但作者却将此作为合法的婚姻，府里的判决也说他们“已有终身之约”，如果张浩别娶，那就“在人情深有所伤，于律文亦有所禁”。
  在这里孕含着一种新的婚姻观念：婚姻的是否成立和合法，取决于当事人本身的意愿，而不在于是否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问名、纳采等形式。这与士大夫的传统婚姻观显然背道而驰，而后来元代的许多著名作品——例如白朴的《墙头马上》、关汉卿的《拜月亭》——却都持类似的婚姻观。就这点来说，此篇实为它们的先驱。第二，李女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她自动去见张浩，率先提出婚姻之约，并要张浩留下凭证；她托乳母向父母提出欲与张浩成婚，遭拒绝后又要人向张表示“业已许君，幸无疑焉”；在得知张浩已聘孙氏女时，她毅然向父母说知自己与张浩的关系和以死抗争的决心，投井自杀；最后又赴府控告，终于打赢了官司。像这样的主动、勇敢和泼辣，简直不知礼教为何物，也与士大夫家庭的小姐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