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写白衙内勾搭孙孔目之妻郭念儿，又把孙孔目打入死牢，受命保护孙孔目的李逵扮作个傻痴的庄稼汉去探监，将孙孔目救出，再混入官府，杀死白衙内和郭念儿，带人头回梁山献功。这出戏的关目和曲白都较出色，人物也写得不错。高文秀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剧作家，人称“小汉卿”（《录鬼簿》）。他的剧作总共存目三十三种，数量仅次于关汉卿，留传下来的除《双献功》外，还有《渑池会》等四种历史题材的作品。
  不过，元代水浒戏中最著名的还数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康进之，棣州（今山东惠民）人，生平事迹不详。《李逵负荆》的故事与《水浒传》第七十三回的后半回大致相同。
  小说成书在后，其情节可能直接采自本剧，这也是现存元杂剧中唯一与《水浒传》故事相符的一个剧本。剧中叙恶棍宋刚、鲁智恩冒充宋江、鲁智深，掳走酒店主王林的女儿满堂娇。李逵下山闻知此事，勃然大怒，回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指斥宋江、鲁智深玷辱梁山名誉。后三人同去酒店对质，方知是歹徒冒名作恶。李逵深悔莽撞，负荆请罪，并协同鲁智深擒获歹徒，将功补过。
  这是一出用“误会法“构成的喜剧，但并不是一味在“误会”上凑热闹，而是同人物的性格渗透在一起，矛盾的发展合乎情理。剧中的李逵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形象，他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忠于梁山的正义事业，为人坦诚豪爽而又天真鲁莽。作者用了较细致的笔法从不同侧面来描写这个莽撞汉子，使这个形象显得丰满生动。如一开始李逵听了王林的哭诉，又见到所谓“证据”，便怒不可遏，回到山寨不由分说便拔斧砍旗，又与宋江以脑袋为赌，立下军令状，显示他嫉恶如仇、火爆而不顾后果的个性；在下山对质的过程中，他因先入为主的成见，对宋江和鲁智深的一举一动都表示怀疑，好像很精明，却在这种“精明”中愈发显出他的憨直与鲁莽，让人忍俊不禁；真相大白后，他懊悔起来，于是装糊涂耍无赖，以保住自己的脑袋；最终抓住了歹徒，他又得意起来，自诩为宋江、鲁智深洗刷了坏名声。戏剧中性格鲁莽的人物最容易写得简单化，《李逵负荆》却避免了这样的毛病。整个剧情也写得紧凑而饶有风趣，语言又很老练，在古代喜剧作品中是相当出色的一部。
  元代前期的杂剧作品数量很多，无法一一讨论，下面仅将另外几种比较著名的略作简单的分类介绍。
  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和李好古的《张生煮海》都是关于爱情的神话剧。《柳毅传书》取材于唐人李朝威传奇《柳毅传》，《张生煮海》则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写书生张羽与龙女相爱，却为老龙王所阻遏，后得到毛女仙姑所给的三件法宝，将海水煮沸，迫使龙王答允婚事。这两种戏剧都通过浪漫的神话反映了人们的现实愿望，但剧中的人物，却又并不是那么理想化的。像柳毅传书之后，两位龙君要把龙女嫁给他，他心里“想着那龙女三娘在泾河岸上牧羊那等模样，憔悴不堪，我要他做甚么”，嘴里却说出一番仗义涉险，不可“杀其夫而夺其妻”的大道理，及其见到龙女盛妆如仙，就懊悔地想：“早知这等，我就许了那亲事也罢。”又如张羽与龙女定情时，听龙女讲述了龙宫的豪华后，忙表示：“有如此富贵，小生愿往。”这样写固然有些俗气，与全剧浪漫而美丽的情调也似乎有些不和谐，却反映出元代文学世俗化因而更接近平凡真实的人性的趋向。另外，气氛热闹，场面瑰丽奇幻，也是这两种神话剧的特点。
  杨显之的《潇湘雨》和石君宝的《秋胡戏妻》，都反映了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不幸，涉及了一个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问题。《潇湘雨》写张翠鸾的丈夫崔通赴考中了状元，谎称未婚，另娶试官的女儿为妻，翠鸾去寻他，他竟反诬翠鸾是逃奴，严刑拷打，发配沙门岛，并阴谋途中加害。后来崔通知道翠鸾早年失散的父亲已是一位廉访使大人，心里又懊悔了。
  这个剧揭示了一个卑污阴毒的书生的丑恶灵魂，但最终却仍以“大团圆”收场，比一般的大团圆结局尤其显得不合理。
  《秋胡戏妻》是一个古老的故事的改编，这个剧虽然仍包含故事原有的表彰妇女贞洁的传统道德内容，但后半部分作了重要的变动，增添了新的意味：秋胡妻发现在桑园中倚仗权势、金钱调戏自己的，竟是自己苦苦等了十年的丈夫时，不但愤怒斥骂，还主动向秋胡索取休书，最后还提出要“整顿妻纲”。这对视女子为男子的附属品、只要求女子守节而纵任男子胡作非为的封建婚姻制度，是颇为大胆的挑战，包含着一定的男女平等意识。可惜这个剧的结局，仍然是“大团圆”。
  不过，像《秋胡戏妻》以及《潇湘雨》的结局，固然是陷入俗套、缺乏才思的表现，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者确实也很难为戏剧中一个应该离开丈夫的妻子安排一个令人满意的去处。另外，石君宝据唐人白行简《李娃传》写成的《曲江池》一剧，也是比较有名的作品。
  元代的包公戏是颇为流行的题材，除了前面提到的关汉卿的《鲁斋郎》、《蝴蝶梦》之外，无名氏的《陈州粜米》①和李潜夫的《灰阑记》也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陈州粜米》写赈灾官员刘得中、杨金吾奉钦命放粮，却趁机大肆搜括，还打死了敢于反抗的贫苦百姓张怭古。后包拯微服查得实情，用计严惩了贪官污吏。剧中写包拯让张怭古的儿子亲手打死杀父仇人，令人觉得很痛快。《灰阑记》描写封建家庭中对财产继承权的激烈争夺，别有特色。富翁马均卿纳妓女张海棠为妾，生有一子，马的正妻为独霸家产，与奸夫合谋将马均卿毒死，嫁罪于海棠，并强夺其子为己子。案子进了官府，太守凭银子断是非，街坊邻居、接生婆等各色人物也都收了马妻的银子作伪证，张海棠最终在酷刑下屈招罪名。这里写金钱对封建家庭的破坏，写世人倚强凌弱，都很真实有力。最后包公断案，诈称谁把站在石灰圈中的孩子拽出圈外，便判给谁，却从张海棠因怕伤害孩子而不敢用力、马妻则悍然不顾地强拉孩子出圈的对比中，认明真相，并将其余案情一一查清。大抵元代包公戏写到断案或处理案件，都是运用巧计，所以这种戏的意义不仅在揭示社会问题和歌颂清官，还有一种传播智慧和智力游戏的意味，这对于吸引观众，也是很重要的。另外，顺带说明一点：像《灰阑记》所述两母争夺一子的公案故事，在古代印度、希腊、罗马等地也有流传；《旧约全书》里所罗门判案的故事，与“灰阑拉子”也很相近。
  《灰阑记》在国外很著名，曾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曾据此改编成《高加索灰阑记》。
  ①《陈州粜米》的具体写作年代不详，也可能是元后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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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元后期杂剧
  元统一全国后，由于南方城市经济的固有优势，北方杂剧作家纷纷漫游或迁居南方，南方籍文人也纷纷染指杂剧创作。大致到大德末年以后，杂剧创作活动的中心逐渐由大都转移到杭州。由此到元末是元杂剧的后期阶段。
  元后期杂剧作家作品的数量明显不及前期多，尤其是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的数量，更难以和前期相比。所以，一般认为，元后期杂剧创作已呈现衰退状态。不过，也应该注意这一时期的杂剧还是产生了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重要作品。
  元杂剧在城市经济发达的南方未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杂剧虽然在元统一以后成为全国性的文艺样式，但它毕竟原产于北方，和北方的方言、音乐、民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杂剧创作的中心转移到南方以后，对它的继续生长必然有所不利。虽说杂剧作为主要戏曲种类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明代前期，但它最后还是被从南戏发展起来的传奇所取代，这和地方文化的背景显然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元代后期尽管有不少南方文人参与杂剧创作，但最重要的作家如郑光祖、秦简夫、乔吉、宫天挺，都是流寓江浙一带的北方人。也就是说，南方最有才华的文人，并没有进入杂剧的领域。所以，我们看到元后期江浙一带的诗文创作有很显著的发展，文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强化，但这些在杂剧中的表现并不突出。
  还有，自元中叶以后，蒙古统治者认识到儒家思想体系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的作用，开始大力提倡中国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程朱理学，有意识地利用杂剧，褒奖和推广那些宣扬孝悌忠信、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杂剧作品，像鲍天祐的《史鱼尸谏》，就曾由朝廷下诏，“诸路都教唱此词”（明朱有燉《元宫词》）。这些都造成元后期杂剧中鼓吹陈腐的道德的内容明显增多。
  但与此同时，在商业高度发达的南方城市所形成的元后期杂剧，又不可避免地受这种地域文化特点的影响，反映商人的社会活动以及生活理想，渗透了活跃的时代因素。像无名氏的《来生债》，虽是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价值观的立场来抨击金钱的罪恶，说“这钱呵使作的仁者无仁，恩者无恩，费千百才买的居邻，这钱呵动佳人有意郎君俊，糊突尽九烈三真，这钱呵将嫡亲的昆仲绝了情分”，但这里确实写出了金钱的力量对封建伦常秩序的严重破坏。而秦简夫的《东堂老》则是从正面写商人的形象，对他们通过辛勤劳动积聚财富的谋生方式给予高度评价，成为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