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成大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模仿痕迹比较重的地方，包括那些注明是“效王建”、“效李贺”或“玉台体”的，以及并未注明如《蛇倒退》、《滟滪堆》，却可以看出是效仿韩愈风格的等等。还有像《复作耳鸣》、《人鲊瓮》等诗，多用生僻典故，拗峭的句式，发议论，逞学问，给人以涩滞瘦硬之感，则显然属于江西诗派的范围。由于未能把各家的风格技巧融为一体，也就难以建立自己成熟的与众不同的风格来。
  所以严羽《沧浪诗话》中有“杨诚斋体”，却没有“范石湖体”。
  范成大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揭露的社会问题也比较深刻，这是杨万里所不及的。在《夜坐有感》、《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诗中，表现了他作为正直的官吏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在《催租行》、《后催租行》等诗中，更描绘了贫苦百姓在官府沉重租税压迫下的艰难生活和绝望心境。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国时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和晚年退职闲居时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决定废除使臣向金国皇帝跪拜受书这一耻辱性的礼仪，大臣均畏惧不敢奉命，范成大于是挺身而出，抱着必死的决心出使金国。他在金国几乎被害，但终于不辱使命，赢得双方朝野的一致称赞。著名的使金七十二绝句便是他在这次出使往返途中所作。
  这七十二首绝句内容很广泛，包括沦陷区百姓的苦难生活，他们对南宋收复中原的期望，金国落后的风俗习惯（当然这里也包含着一些民族偏见），以及咏怀史事、借古讽今、批评朝政和自己报国的热情等等。而贯穿在其中的中心主题，是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诗人通过实际观察，从不同角度摄取了一个一个镜头，反映着这一主题的不同侧面，如：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
  这首诗下有自注说：“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汴京是北宋的都城，如今却沦入金朝之手，那些眷怀宋朝的百姓年年盼月月盼，始终等不到南宋的军队，却只见使者来回，一句含泪脱口的“几时真有六军来”，既表达了中原父老的心愿和失望，又无疑是对南宋朝廷乞和政策的讽刺。再如《清远店》：
  女僮流汗逐毡軿，云在淮乡有父兄。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这是写一个逃跑未遂而被脸上刺字的女奴。金的社会制度保留了若干落后的成分，对汉人常常采取压迫与奴役的野蛮政策，范成大通过女奴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普通民众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而在最末一首《会同馆》中，则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心志：
  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
  这组绝句各个侧面的记叙，合起来便成了一幅长卷，完整地反映了当时北方的风物与民情，和诗人对此的深沉感慨。
  诗的语言明白浅近，虽然也时有典故点缀和引古抒怀，但大多比较贴切而不艰涩。
  范成大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在古代田园诗中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过去写农村的诗歌，太抵可分为二类：一类以陶渊明、王维等人为代表，通过歌咏乡村风光和农人朴素的劳作生活，表现士大夫对城市生活、政治生活的厌倦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显示一种恬和淡泊的志向，这类诗不免把乡村田园描写得安宁恬静；另一类如唐代王建、张籍、聂夷中等人的作品，则上承《诗经·豳风·七月》以来的传统，主要揭露农村现实的痛苦，斥责官吏豪强对百姓的盘剥压迫，这类诗重在表现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所以大多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更多地让人感觉到沉重与紧张。这两类诗，一般可以说分别是道家及佛禅的人生情趣与儒家社会观念的诗化表现。本来，这两种趋向在士大夫心中常常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诗中总是被分离开来表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把这两条线打成了一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田园乡村的生活面貌，也比较协调地表现了宋代士大夫儒道合一的人生情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秀丽的风光和农家劳动、生活的习俗的场面，也能看到农民所遭受的沉重剥削和他们困苦的生活，如：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作者在组诗的小序中说，这些诗是他隐居石湖时，“野外即事，辄书一绝”而成，也就是由亲身经历、亲眼观察所得，所以全然没有过去那种模拟、生涯的痕迹，较之中年所写的使金七十二绝句，笔调更为自然流畅，轻松而犀利，显露了较有个性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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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陆游
  在南宋中期的几位著名诗人中，如果说杨万里和范成大在题材方面各有所重，在风格方面各有所长，那么，陆游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他的诗以更为广泛的题材、更为多样化的风格和更为老练的技巧，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诗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愿，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一、陆游的生平与创作
  陆游（1125—1210）字务观，中年自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当过尚书右丞；父亲陆宰，当过京西路转运副使。在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前后，陆宰被免职，带着家眷南归故乡，侥幸地逃过了那一场大劫难。但北宋王朝覆灭的耻辱，却深深地铭刻在当日每一个怀有民族自尊感的士大夫心中，据陆游《跋傅给事帖》说，绍兴初年他刚懂事时，经常看到长辈们“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家庭氛围，使陆游从小就受到了一种民族意识的熏陶。
  成年后的陆游，生活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绍兴十四年（1144）到乾道五年（1170）为第一阶段。
  大约二十岁时，陆游与表妹唐琬结婚，不久，由于陆游的母亲不喜欢这位儿媳，这对感情深厚的夫妻硬被拆散，陆游再娶王氏，唐琬也改嫁他人。但这件事使得陆游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一生中写了不少诗追怀唐琬和这一段不幸的婚姻。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到临安应考，省试第一，然而在第二年的复试中，却因他名列于权相秦桧的孙子之前，又喜论恢复，被除了名。直到几年后秦桧死去，他才得到起用，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回临安任职，后来做过枢密院编修，和范成大、周必大等人一起，担任文字方面的工作。
  这时，金主完颜亮率数十万大军南下，进逼川陕、荆襄与淮扬，宋金夹江对峙，发生大规模的激战。幸而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被杀，宋金又一次达成和议，以淮水为界，南宋王朝才度过了又一次危机。在民族命运面临危难的关头，陆游的热情和理想被充分激发出来，形诸许多诗篇。至孝宗即位后，主战派占了上风，张浚以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北伐，他对陆游十分赏识。但很快北伐失利，隆兴和议签订，张浚被解除职务。不久前刚刚调为隆兴府通判的陆游也被扣上“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本传）的罪名，罢黜归乡，一住就是五年，直到四十六岁时出任夔州通判。
  从乾道六年（1170）到淳熙五年（1178）是第二阶段。陆游于乾道六年底到达夔州，一年以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请，入幕襄理军务。四川宣抚使驻汉中，是抗金的前线，王炎又是一个干练的领导，这时陆游感到非常兴奋，从此生活与创作都出现了一片新天地。他身穿戎装，骑马走遍汉中一带的军事要塞，置身金戈铁马，面对萧萧边关，耳听刁斗笳鼓，写下了不少激昂慷慨的诗词。但这种快意的生活却没有几个月的时间，随着王炎调回临安，陆游也被调至成都担任安抚司参议官的闲职。他似乎感到抗击女真、收复失地的理想又一次成了泡影，在失望之余，把时光多半消磨在歌儿舞女、酒宴应酬之中，想在这沉醉中压下心头的痛苦。
  当淳熙二年（1175），陆游几经调动再回到成都时，范成大也以四川制置使的身份来到这里，旧友异地相逢，十分亲热，常在一起饮酒酬唱。陆游原本豪放不羁，这时因抗金的抱负与个人的事业都受到挫折，更是借酒浇愁，放浪形骸。因他“不拘礼法”，被一些人讥为“颓放”（《宋史》本传），并于淳熙三年被罢去知嘉州的官职。陆游索性自号“放翁”，表示对抗和蔑视的态度。但尽管他外表上旷达颓放，饮酒寻乐，内心却常常充满了忧患、愤慨和悲哀，我们从他这一年所作的《关山月》可以看到：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