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不易学，所以这些诗人大都是走黄庭坚的路子。但他们的诗也有两点重要的变化。一是在时代巨变的冲击下，他们的许多反映时事、抒发感愤的作品，情绪大多表现得直率而强烈，已不是“情性远”的面目了；一是在艺术风格方面，像吕本中、曾幾、陈与义等人，虽然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甚至通常被划归于江西诗派，但他们也在不同方向上试图改变以黄庭坚为代表的那种过于艰深拗硬的毛病，使南宋初的诗风开始有所转变。
  吕本中（1084—1145）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不高，但他的诗学观点颇值得注意。曾幾向他请教如何作诗时，他告诫说：“不可凿空强作，出于牵强。……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他看到黄庭坚的毛病，试图从李白、苏轼那里汲取一些以意为主、不拘泥于字句的方法，以求“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同时又试图借禅宗的所谓“活法”——不拘一格、不强调规定程式的自心体验——
  避免诗歌中板滞僵硬的现象。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南宋以后诗风转变的先兆之一。吕本中本人的诗，大多比较轻松自然。而反映时事的如《兵乱后杂诗五首》感慨流离，斥责奸贼误国，《连州阳山归路》“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以儿女的无知反衬自己心中的酸楚，都写得很悲凉。
  曾幾（1084—1166）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赣州（今属江西）人。有《茶山集》。他在南宋初是一个坚决的抗金派，曾受到秦桧的排斥。他推重黄庭坚，自己说曾把一部《山谷集》读得烂熟（见《寓居有招客者戏成》诗），又极佩服陈师道，还曾向韩驹和吕本中请教过作诗的方法，可见他受江西诗派影响之深。不过他较多接受了吕本中求变的思想，常有些写得轻快清新的诗作，尤其一些近体诗写得饶有情趣，开了杨万里“诚斋体”的路子。如《三衢道中》：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在南宋初，曾幾心中如焚，据他的学生陆游说，他每次去拜见曾幾，都要听到曾幾的“忧国之言”（见《跋曾文清公奏议稿》）；而曾幾的《雪中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中“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等诗句，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忧国之情常常发于诗歌，如《寓居吴兴》：
  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
  这首诗无论结构还是对仗和用典，都很讲究，但诗中满溢的悲愤之气，使诗的感情力度大为增强，显得深沉而又苍凉，近于杜甫的风味。这对他的学生陆游有很大影响。
  南宋初最出色的诗人是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在北宋末年曾任文林郎、太学博士等职，金兵南侵，他从陈留向南流亡，经数年颠沛，才抵达南宋都城临安，历仕至参知政事。有《简斋集》。
  陈与义很推重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诗，也和江西诗派中人一样推崇杜甫。但他不以追效苏、黄为止足，而是要通过他们追溯到杜甫。他说：“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见《简斋诗外集》）意思就是要看到苏、黄不及于杜甫的地方，才能学到杜甫的真谛。他也常常说起崔鶠告诫他的关于作诗的两个要点：一是“忌俗”，一是“不可有意于用事”（见徐度《却扫编》）。前者是从杜甫到黄庭坚他们都很强调的，而后者则已注意到江西派的弊病，与之有所分歧。
  从陈与义对晚唐诗的批评来看，他认为学杜诗主要是学其“韵格”（《韵语阳秋》），即杜诗的内在气质和艺术境界，而不是从表面上去模仿；另外，他还在杜甫和江西诗派之外广采博取，当时人称他“上下陶、谢、韩、柳之间”（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所以，陈与义的诗虽然讲究字面的研炼，奇巧的构思，但很少是写得艰深拗硬的。刘辰翁《简斋诗笺序》说他的诗“光景明丽，肌骨匀称”，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又记载说，他的诗为当时人争相传诵，“号称新体”，可见他在江西派诗风笼罩诗坛的情况下，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鲜感。
  在陈与义许多抒写日常生活情怀的诗篇中，常常可以看到既新颖精巧、又显得自然清丽的特点，如“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雨晴》）写雨后初晴时的变化，“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写客居他乡的心理，都是如此。《雨》“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前句说燕子在秋日即将南去，感觉前迹虚渺如梦，后句说梧桐在雨中凋零，已非昨日之态，都是跳开一层，从景物写出自己的心情，用意是深刻的，语言却很清俊。这些都吸收了江西派之长，而避免其短处。至于下面两首诗，同一般江西诗派风格的区别更显著些：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着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襄邑道中》）
  山空樵斧响，隔岭有人家。日落潭照树，川明风动花。（《出山二首》之二）
  在陈与义诗中，另一类感怀世变、苍凉悲愤的作品更引人注目。他在国破家亡、辗转逃难的经历中，情感上与杜甫有了直接的契合，也更亲切地理解了杜诗的精神内涵。在他逃难时所写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里，就说到“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而《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中，更痛感“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认为自己过去对杜诗的理解实是浅薄。所以，他南渡以后所写的诗中，都出现了杜甫那种忧患意识和深沉感慨的风格，如《伤春》：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这是叹息建炎三年临安失守、宋高宗逃亡海上，并赞叹向子諲敢于抗金的诗。此外如《登岳阳楼》“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除夜》“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比量旧岁聊堪喜，流转殊方又可惊”，都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错综在一起，写得慷慨悲凉。特别是七绝《牡丹》：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以十分鲜明的形象写出深深的家国之念。牡丹是陈与义故乡洛阳的名花，离乡十年，人已老去，故乡犹收复无期，所以当他凝视着异乡的牡丹时，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说。
  北宋自王安石以后，学杜诗渐渐成为风气，而随着黄庭坚的崛起，这种风气也更加兴盛。而在同时代人物中，陈与义最能得杜诗的精髓。不过也应该说，杜诗中属于唐人特有的雄壮浑厚，仍然是陈与义很难企及的。另外，由于元代方回把陈与义列为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习惯上多把他划入这一诗派，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陈与义和江西诗派之间的差异。
  在两宋之交，以一种悲愤的心情感慨时事、指斥权臣误国的诗作很多。较著名的，像王庭珪有《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赞颂胡铨敢于上疏要求诛秦桧的男儿气概；理学家刘子翬（朱熹之师）有《汴京纪事》二十首，悲叹北宋的沦亡；朱弁在出使金国被扣押的十余年中，写了《客怀》、《炕寝三十韵》、《送春》等许多诗篇，抒发对故国的怀念；曹勋在出使金国的往返途中，有《入塞》、《出塞》等诗记述在金人统治下的汉族民众的痛苦处境和期望南宋王朝收复失地的心情，这些都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面貌。包括以词著称的张元幹、张孝祥，也都写有类似的诗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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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南宋初期的词
  词经过长期的发展、题材不断拓宽，技巧日益成熟，地位也得到提高。南宋初期，它与诗歌、散文一样，已经成为文人惯用的文学体裁。而由于靖康之变的巨大冲击，文人的悲愤心态也同样反映到词的创作中来。而且，由于词的形式上的特点，它比诗更适宜于表达那种激奋的、跳荡的和变化不定的情绪。有很多记载表明，一些反映出当时社会共同心态和期望的词作，一旦问世，便广为传诵，脍炙人口。它们的社会影响要比同类的诗歌更大。这样，以感怀时事、抒写抗敌壮志为中心，词的题材和风格在南宋初期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重大变化。
  张元幹（1091—1160以后）字仲宗，号芦川居士，长乐（今福建闽侯）人，北宋末为太学生，曾被抗金名将李纲辟为属官，不久随李纲免职而被贬斥。南宋初，因“避谗”而辞官。有《芦川词》。绍兴年间，胡铨上书请斩秦桧，遭到流放，当时士大夫大都畏祸钳口，只有张元幹等几个人敢于写诗词为他送行并抒发不平之慨。这首《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是张元幹词中最著名的一篇：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