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作者:章培恒、骆玉明 更新:2021-12-05 00:26
苏轼多才多艺,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对艺术有自己完整的看法。他认为诗与画都应该以“天工与清新”为重(《出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不应当拘泥于具体形状的肖似,而要“取其意气所到”(《又跋汉杰画山》);他强调在艺术创作中灵感的作用,要求“神与万物交”即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体验(《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当灵感到来时,“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他注重新颖微妙的趣味,《书吴道子画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评语,也正是他自己对诗歌境界的追求。这种系统的艺术观,深厚的艺术修养,加上超人的才华,深刻的思想,使苏轼的诗歌形成显著的特色,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前人评价苏轼的诗,常发出“灵妙”、“空妙”之类的感叹。“妙”是苏诗特有的趣味,它表现为种种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联想等等。譬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比喻人生,《和饯安道寄惠建茶》用若干历史人物的性格比似茶的滋味,《寓寄定惠院……》以“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形容海棠的色彩与质感,《饮湖上初晴后雨》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表现对西湖美景的感受,以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化用佛典,《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中的“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化用民间故事,无不妙想成趣,触处生春。从这些地方特别能够看出苏轼思维的活跃。
在结构方面,苏轼继承了梅、苏、欧以来宋代诗人讲究意脉贯通的特点,诗篇的构成,或以主体的情绪变化为脉络,或以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驶、景物移转为脉络,文理自然。
但他的诗比之前人更少些拘谨,流动感更强,往往在跌宕起伏中,把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对诗歌的语言,理论上最推崇自然平淡。他对陶渊明抱有一种近似崇拜的心理,认为陶诗的成就在其他所有诗人之上。这多少包涵着追求平衡淡远的精神状态的意味。但苏轼的性格,毕竟是相当活跃的,所以他虽然写了一部分比较平淡的作品,但并不能停留在这一种境界上。他有很多诗,还是写得神采飞动,色泽鲜丽。像《百步洪》中四句诗一口气用了七种形象来比喻水势的汹涌湍急,颇显得富丽华赡。再如《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写得气势开张,声色喧腾,有典故,有丽藻,绝不是一种朴素平淡的风格。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苏轼弥补了宋诗过于平淡枯瘠的不足。
苏轼诗也很喜欢发议论,古体长篇固然最为突出,就是律诗甚至绝句,也常常在那里讨论问题,发表感想。另外,他有一肚子才学,也难免要拿到诗里来卖弄,有时用起典故来超常地密集,让人读得目瞪口呆。还有些诗,是明显写得粗率不用心的。虽然他才华横溢,天赋过人,多少冲淡了这些缺点,但毕竟对诗歌的形象性会造成损害。
四、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苏轼词的题材,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既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传统内容,又突破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并充分利用词的体式上的特点,取得诗歌所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而最能反映苏轼在词的题材方面的开拓的有二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所选用的词调恰好地配合了这种情绪。另外,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回忆自己与苏辙少年英俊之日,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勃勃雄心,《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讥讽迂儒,赞扬“帕首腰刀”的勇士,《阳关曲·赠张继愿》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惋惜,都充满高昂豪放的精神,这在中唐以来,不仅词中没有,诗中也很少有。
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如苏轼最著名的两首词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一首作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后一首作于他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都是苏轼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经历了生命危险、遭受极大不幸的时期。但这两首诗的感情基调,既不是悲愤激昂,也不是沮丧灰暗,而是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水调歌头》的开头,把酒问天,今夕何年,乃是对永恒存在的向往;在这永恒存在的对映下,不可避免地变化着月的阴晴圆缺,人的离合悲欢。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须自怨自艾。《念奴娇》也是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再如《定风波》这样的小令,也在“一蓑烟雨任平生”、“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词句中,交杂着悲凉苍劲和旷达坦荡的情致。在词的历史上,上述二类题材及其精神境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它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
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在前面所举的例文中,如《江城子》的热情浓烈、意气奋昂,《念奴娇》的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其风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而苏轼写恋情、写伤感的词,则又委婉而细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而另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与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地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转为风趣轻松,像《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上阙写人看“我”,是挤挤蹭蹭,“相排踏破蒨罗裙”;下阙写“我”看人,则或收麦或赛神,还有“醉叟卧黄昏”,生活的气氛很浓。
总之,苏词的多样风格,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当然,在这方面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而且,对这种风格,苏轼是有意识追求的。他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语言方面,苏轼也是“以诗为词”。当然,文人词在形成过程中,本来受了诗的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使词的语言从俚俗浅易转向典雅华丽,而且汲取范围也很小,由此渐渐发展成词所特有的语言风貌。
前人评价苏轼的诗,常发出“灵妙”、“空妙”之类的感叹。“妙”是苏诗特有的趣味,它表现为种种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联想等等。譬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比喻人生,《和饯安道寄惠建茶》用若干历史人物的性格比似茶的滋味,《寓寄定惠院……》以“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形容海棠的色彩与质感,《饮湖上初晴后雨》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表现对西湖美景的感受,以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化用佛典,《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中的“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化用民间故事,无不妙想成趣,触处生春。从这些地方特别能够看出苏轼思维的活跃。
在结构方面,苏轼继承了梅、苏、欧以来宋代诗人讲究意脉贯通的特点,诗篇的构成,或以主体的情绪变化为脉络,或以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驶、景物移转为脉络,文理自然。
但他的诗比之前人更少些拘谨,流动感更强,往往在跌宕起伏中,把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对诗歌的语言,理论上最推崇自然平淡。他对陶渊明抱有一种近似崇拜的心理,认为陶诗的成就在其他所有诗人之上。这多少包涵着追求平衡淡远的精神状态的意味。但苏轼的性格,毕竟是相当活跃的,所以他虽然写了一部分比较平淡的作品,但并不能停留在这一种境界上。他有很多诗,还是写得神采飞动,色泽鲜丽。像《百步洪》中四句诗一口气用了七种形象来比喻水势的汹涌湍急,颇显得富丽华赡。再如《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
写得气势开张,声色喧腾,有典故,有丽藻,绝不是一种朴素平淡的风格。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苏轼弥补了宋诗过于平淡枯瘠的不足。
苏轼诗也很喜欢发议论,古体长篇固然最为突出,就是律诗甚至绝句,也常常在那里讨论问题,发表感想。另外,他有一肚子才学,也难免要拿到诗里来卖弄,有时用起典故来超常地密集,让人读得目瞪口呆。还有些诗,是明显写得粗率不用心的。虽然他才华横溢,天赋过人,多少冲淡了这些缺点,但毕竟对诗歌的形象性会造成损害。
四、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苏轼词的题材,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既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传统内容,又突破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将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移入词中,并充分利用词的体式上的特点,取得诗歌所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而最能反映苏轼在词的题材方面的开拓的有二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着报国杀敌的豪情,所选用的词调恰好地配合了这种情绪。另外,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回忆自己与苏辙少年英俊之日,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勃勃雄心,《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讥讽迂儒,赞扬“帕首腰刀”的勇士,《阳关曲·赠张继愿》中“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惋惜,都充满高昂豪放的精神,这在中唐以来,不仅词中没有,诗中也很少有。
另一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如苏轼最著名的两首词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寄,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一首作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出知密州时,后一首作于他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都是苏轼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经历了生命危险、遭受极大不幸的时期。但这两首诗的感情基调,既不是悲愤激昂,也不是沮丧灰暗,而是从宏大的时空意识中寻求超越。《水调歌头》的开头,把酒问天,今夕何年,乃是对永恒存在的向往;在这永恒存在的对映下,不可避免地变化着月的阴晴圆缺,人的离合悲欢。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无须自怨自艾。《念奴娇》也是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再如《定风波》这样的小令,也在“一蓑烟雨任平生”、“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词句中,交杂着悲凉苍劲和旷达坦荡的情致。在词的历史上,上述二类题材及其精神境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它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
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在前面所举的例文中,如《江城子》的热情浓烈、意气奋昂,《念奴娇》的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其风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而苏轼写恋情、写伤感的词,则又委婉而细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而另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与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地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转为风趣轻松,像《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上阙写人看“我”,是挤挤蹭蹭,“相排踏破蒨罗裙”;下阙写“我”看人,则或收麦或赛神,还有“醉叟卧黄昏”,生活的气氛很浓。
总之,苏词的多样风格,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当然,在这方面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而且,对这种风格,苏轼是有意识追求的。他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语言方面,苏轼也是“以诗为词”。当然,文人词在形成过程中,本来受了诗的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使词的语言从俚俗浅易转向典雅华丽,而且汲取范围也很小,由此渐渐发展成词所特有的语言风貌。
作品本身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如因而由此导致任何法律问题或后果,本站均不负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