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代变化给文人士大夫又一次沉重打击。“西北乡关近帝京，烟尘一片正伤情。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司空图《淅上》），面对着这种巨变，感受着这种时代的衰飒气氛，他们或者从沉痛中抬起头来，企图挽救时世；或者在悲哀里低下头去，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也有不少人在这两者之间徘徊，对时世变化感到伤感与痛楚，却缺乏勇气站起来，只是在那里发发感慨。
  在黄巢起义之前，一些文人就有了一种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趋向。如曹邺的诗，就常反映民生疾苦、抨击统治者的荒淫残暴，较多地涉及了社会情态。著名的《官仓鼠》写道：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
  这诗令人想到《诗经·硕鼠》，在表面的幽默诙谐语气中，蕴含了深刻的批评和无比的沉痛。又如于濆的诗，也有不少针砭时弊之作，如《苦辛吟》：“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写了劳者反而无获的不合理；《陇头水》：“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以激愤的语言指斥边将以杀人为功绩。他们都效仿汉魏以来古诗和乐府的内容与风格来揭露现实，针砭社会，语言平易通俗、气格刚健朴实，在当时独树一帜。但可惜的是他们在艺术上比较粗糙，观察社会问题也不够敏锐和深入，诗中所写多是过去常见的伤农、厌战等内容，因此影响不大。
  随着士人逐渐察觉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意识也愈来愈强烈，这使一部分人认真地考虑国家的危亡和一个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的失落。于是，在文学领域里，主张发扬儒学传统，强调文学作品应具有服务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实用功能，又成为颇为流行的思潮。如皮日休在其《皮子文薮·序》中自称他的各种文章，“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悼贾》一文的序中又说：“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苟不在于一时，而在于百世之后者乎？”同时的陆龟蒙、罗隐也持相近的看法。从强调实用的意识出发，他们大都反对韩愈、柳宗元以后一度又很兴盛的俪偶工巧之辞，像罗隐的《河中辞令狐相公启》中所谓“歌者不系音声，惟思中节；言者不期枝叶，所贵达情”，就表明了这样的态度。而他们的文章，也确实多议论政治、揭露社会弊端、批评统治者的暴虐。在诗歌领域，他们也再次宣扬诗歌对于政治、教化的功能。皮日休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正乐府序》），杜荀鹤则在《自叙》中说自己“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而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则更明确地提出：“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
  晚唐的这一文学思潮，就理论上而言，实际是中唐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的延续。它的偏狭的功利性与前人是一致的。但是，要说到艺术的创造力，以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聂夷中为代表的这些文人比较韩愈、白居易等人就相差很多了。当然，也不能说他们的创作没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由于社会已处于崩溃的状态，他们的诗文在批判现实方面表现得特别尖锐。尤其是散文，一些具有讽刺性的短小精悍之作，其气势和锋芒是引人注目的。
  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今属湖北）人，自号“鹿门子”。咸通八年（867）进士，曾任著作郎、太常博士等职。有《皮子文薮》。在晚唐，他可算是最积极的重振儒家文化的呼吁者。不仅写过《请〈孟子〉为学科书》，提议以《孟子》为科举考试中的必读书，写过《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要求将韩愈配享于孔子庙堂，还颇有以“道统”承担者自居的意识。
  其文学思想以此为出发点，所以颇多迂腐偏狭之论。但有些作品批判现实还是有力的。
  皮日休有《七爱诗》，其中之一写白居易，从为人、为官、为诗、为文各方面都对白居易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诗歌创作，自然受白居易影响较深。和白居易一样，皮日休也试图使诗成为谏书奏章，并且仿照白居易的新乐府作《正乐府》十首等诗，期望王者从中“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正乐府序》）。其中如《橡媪叹》写农妇的苦辛，《贪官怨》写贪官污吏的狠毒与无能，矛头都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一类诗有白居易诗的那种简朴的语言和平易的形式，但由于偏重政治议论，较缺乏艺术趣味。
  皮日休的散文可以看出韩愈的影响，语言犀利，注意层次和节奏的变化。尤其短文，常写得简洁而有力。如《鹿门隐书》：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每层两个完整句，以合于理想的“古”与黑暗的现实相对照，文字简洁凝炼，把内心的愤怒与感慨充分地表现出来。另外如《相解》，通过相工以“类禽兽”为富贵之相的现象，引申出对人世种种不平的感慨，隐含了对富贵者很尖刻的讥刺。全文层层推进、转折，句式与节奏也随之变化，造成一定的气势。
  皮日休的好友陆龟蒙，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人称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有《笠泽丛书》、《甫里集》。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都与皮日休相近，讽刺性短文写得十分犀利，如《记稻鼠》一文先写大旱，而越是大旱群鼠便越在夜里盗稻谷，接着推起一层，写大旱与鼠患越是严重，官吏索赋征税就越苛刻残酷，然后进一步斥责道：
  上捃其财，而下啖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
  把官吏比作老鼠，说二者一样为害百姓。二百来字的小品文，写得情绪激愤，锋芒锐利，结构严密，语言简洁有力。又如《野庙碑》一文，从无名土木神鬼受人供品祭享写起，笔锋一转，说到当今官吏既不能“解民之悬”，又不能“清民之暍”，却“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并以暴力驱迫百姓奉侍自己。而一旦天下有事，他们却束手无策。所以，他们比土木的鬼神更有害而无用。文章写得淋漓痛快而且生动流畅。
  晚唐讽刺性短文写得最好的当数罗隐（833—910），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人，曾十次应试都没能考中进士，只好浪迹天涯，最后东归吴越，投靠钱镠。其《答贺兰友书》自述“少而羁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推沮，未尝有一得幸于人”。有诗集《甲乙集》和《谗书》等。因为心中常有愤愤不平之气，他的作品对社会持有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正如《唐才子传》所说：“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罗隐《谗书》里的短文，大多数是以借古讽今、借物喻人的方式来抒写心中激愤，批评时俗弊端的，《秋虫赋》全文仅数十字：
  秋虫，蜘蛛也，致身罗网间，实腹亦罗网间。愚感其理有得丧，因以言赋之曰：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而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
  这实际上是在写社会，强者捕食弱者，又为更强者所食，勾勒了一幅黑暗的社会图景，也表现了他绝望灰暗的心境。又如《说天鸡》仅百余字，说徂氏父子养鸡，儿子不像父亲那样重视鸡的实际本领，只注重“毛羽彩错，嘴距铦利”，养出的鸡全然无用，以此影射唐王朝的用人政策。但全文仅末一句“道之坏也有是夫”点题，显得含蓄而又不失锐利。而《英雄之言》讽刺帝王夺天下总要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越妇言》讽刺读书人以“匡国”、“安民”为标榜，其实不过求富贵通达，并以此骄人，文笔都干脆利落，思想也深刻敏锐，善于借寓言、历史故事的旧话新说来揭示被人们忽略了的现象。
  这种特点也常常出现在他的诗里，如《西施》：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在当时关注社会问题的诗人中，聂夷中（837—？）是比较出色的一个，他的几首诗都很著名，如《咏田家》：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此外，杜荀鹤（846—904）也有几首诗写得很好，如《再经胡城县》：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晚唐讽刺性短文和批判性的诗歌，在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下层百姓的艰辛苦难方面，具有以前很少见的尖锐、大胆，这确实为晚唐文学带来了一股生气。
  然而，上述作品并不是晚唐后期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主流。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诗歌，包括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的许多诗作在内，仍是以山水风月、赠酬送别以及自身伤感情怀等为主，他们写诗的精力，也主要放在这一边，其艺术风格上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类型。
  第一类诗歌，主要继承姚合、贾岛的诗风，以抒写个人苦闷伤感为主要内容，以自然山水为主要意象，讲究语言的精心锤炼。这是晚唐诗歌的一大流向，相当多的诗人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型。只是从马戴、雍陶以来，这批诗人也吸收了白居易等人诗风的平易流畅，并受老、庄哲学与佛教思想的影响，倾向于静观默识的观物方式与淡泊恬静的审美情趣，逐渐摆脱了姚合、贾岛诗中还很明显的生涩尖新的特点而趋向于清丽流动，他们能把反复锤炼的词语与流动的意脉自然地融铸起来，把敏锐的官能感觉所捕捉到的物象与细致的情感体验结合起来，形成比较自然清畅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