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诗由初入盛的最后阶段，陈子昂以风骨胜，而刘希夷、张若虚又益之以情韵。他们的出现，意味着诗坛对建安以来直至南北朝时期艺术经验的全面扬弃和发展，唐诗的高潮正是这一过程水到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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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盛唐诗歌与李白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第一节 张说张九龄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说（667—731）字道济，又字说之。自武后时代起历仕四朝，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玄宗本人颇有标榜崇儒复古的意识，但实际上他对文艺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好的修养，并不以狭隘的功利眼光来看待。所以，就他的态度在文学领域所起的客观作用而言，主要是阻遏了专事辞藻雕饰的浮华倾向。如《新唐书·文艺传》所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而张说作为玄宗长期信任的辅弼大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开元十三年，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并扩大规模，增设学士，以时任中书令的张说知院事。而张说“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张九龄、王翰等许多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成为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有《张燕公集》。
  张说在玄宗励精图治、国力空前强盛的开元前期出将入相，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一生事业获得极大成功，他的诗主要抒写以王霸大业自许的怀抱。诗歌的语言比较质朴，有时显得粗率，总体说来，艺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诗中充满豪放自信的情调，显示出具有非凡才略的政治家的风采和气度。如《巡边在河北作》说：“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令人感受到以功业追求不朽人生的豪情。即使在贬谪岳州期间，他对此仍不能忘怀。《岳州看黄叶》写时序之感：“白首看黄叶，徂颜复几何。空惭棠树下，不见政成歌。”暗以西周大政治家召公自况，失意中依然透出劲健之气。
  出于同样人生志趣，张说喜欢吟咏各种杰出人物。他在许多诗篇中，对曾在历史上建立殊勋的樊姬、商山四皓等极表仰慕之忱；《五君咏》更直接讴歌了魏元忠、郭元振等功名显赫的当代人物。在这方面，张说写有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觉粗率。诗中对于古人壮举伟业的缅怀，其实正是诗人自己理想怀抱的写照。比起初唐卢、骆等人的歌行，此诗变铺陈为简洁凝炼，意象更见集中，以气运词的飞跃力量也更为充沛。所以沈德潜评此诗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意思指它更接近了盛唐歌行的风格。
  总之，在张说的诗歌中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这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考虑到他的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其诗作的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张说又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许国公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李肇《唐国史补》）。他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许多在过去习惯以骈体写作的文字，他变为骈散相间，以散为主。这和陈子昂的文章一样，透露了唐文由骈入散的最初消息。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为张说所奖掖和拔擢，张说去世后，他又于开元二十二年辅佐玄宗为宰相。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他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有颂美他的诗篇。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见《八哀诗》）。
  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有《曲江集》。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
  其一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芬芳的兰、桂喻贤者不随俗、不求悦于人的内美。其七咏橘，在屈原《橘颂》赞美独立不迁之人格的喻意中，又增之以用世济人的衷怀，立意更见丰厚。组诗之八、之九又以美人托喻：“美人何处所，孤客空悠悠。”“美人适异方，庭树含幽色。”用来抒写恋阙之心和矢志不渝的操守。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外物寂无扰，中流澹自清。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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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孟浩然王维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主要活动于开元年间。他大半生居住在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中年以前曾离家远游。四十岁那年赴长安应进士试，落第后在吴越一带游历多年，到过许多山水名胜之地。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贬荆州刺史，孟浩然曾应辟入幕，不久辞归家乡，直至去世。有《孟浩然集》。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李白《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于此可见一斑。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