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作者:章培恒、骆玉明 更新:2021-12-05 00:24
在诗歌形式方面,七言歌行继续保持兴旺的势头。其篇制一般比梁代作品更长,换韵也更有规则。五言诗则普遍律化,对仗、声律的运用也普遍较前代严格和纯熟。日本遍照金刚《文境秘府论》引唐人刘善经语云:“吴人徐陵,东南之秀,所作文笔,未曾犯声。”另一位陈代诗人张正见,诗作的评价一向不高,但他写作了大量格律严整的五言诗,是值得注意的。王世贞《艺苑卮言》甚至说:“张正见律法已严于四杰,特作一二拗语为六朝耳。”另外阴铿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虽然拿唐代规定的格律来衡量他们的诗,难免有些不合;但即使如此,两者的差别也很小。所以说,从齐永明年代开始的诗歌律化过程,至陈代一部分诗人创作中已接近完成。在内容的表现上,陈代五言诗也有追求简洁、集中、紧凑,避免松散、平冗的趋向。虽不如居于北朝的庾信、王褒那样明显,但总的趋势是一致的。
陈代最著名的作家,当数有“一代文宗”之称的徐陵。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年轻时与父徐摛一起出入于萧纲门下,为宫体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专收艳情诗的《玉台新咏》,就是由他奉萧纲之命编成的。他又与庾信并称为“徐庾”,而所谓“徐庾体”,有时被当作宫体的代名词。入陈历任要职,曾官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封侯。在朝虽无大建树,而自持颇严。《陈书》本传说他:“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有《徐孝穆集》。
徐陵的诗歌留传至今的,大约只有四十篇。其中属于宫体性质的,除了在梁时所作《奉和咏舞》等之外,还有作于陈的《杂曲》。这是一首七言歌行,内容系赞美陈后主之妃张丽华的美貌。形式上四句一转韵,平仄韵相间,比梁代歌行更为和谐婉转,并奠定了初唐歌行的基本格式。除了宫体诗外,徐陵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作品。其中写得较好的,是几首乐府题的边塞诗。如《出自蓟北门行》、《陇头水》、《关山月》等。《关山月》的第二首尤有特色:
月出柳城东,微云掩复通。苍茫萦白晕,萧瑟带长风。
羌兵烧上郡,胡骑猎云中。将军拥节起,战士夜鸣弓。
前六句写景、渲染气氛、交代战争背景,最后全部落在结末二句上。也就是说,全诗并不是平行、分散的叙述,而是逐步凝聚到一个焦点上去。而且,“将军拥节起,战士夜鸣弓”,是一组动态而包含余势的画面,因而具有一种力度感。这种结构方法在后来的唐诗中变得很常见。
徐陵同时也以文章著称。他的《玉台新咏序》,旧时很负盛名,其特点在于语言的华丽与工巧,典故用得极多,但过于堆砌,辞繁而意少。既富于文辞之美,又能以真情动人的,是他在北齐所作的《与杨仆射书》。当时梁朝因侯景叛乱,形势危急,而徐陵使北,被强迫羁留已有多年。他因此上书于北齐执政大臣杨遵彦,力陈自己希望早日南归以赴国难的急切心情,逐一驳斥北齐方面的种种推托之辞与无理要求,措辞委婉,态度坚决,表现了徐陵对故国的热爱。虽是以骈体文写成,但洋洋洒洒,收纵自如。从中亦可见出作者的为人。陈代后期,围绕着后主陈叔宝,形成一个宫体文学集团。
后主是一个糟糕的皇帝,却颇有文才。所作艳诗为后人所讥,《玉树后庭花》一曲更被称为“亡国之音”。但他仿民歌的小诗,却也写得清新流丽。另外,他也擅长刻画景物,如《同江仆射游摄山栖霞寺》中“天迥浮云细,山空明月深。摧残枯树影,零落古藤阴”,可以说是很出色的句子。
在后主宫廷文人中,江总最为著名。江总(519—594)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出身士族,仕于梁,官至太子中舍人。入陈,为后主所宠幸,官至尚书令。卒于隋。他身居权要,而不问政事,唯与后主游宴为乐,史书责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但作为文学家,他的才华仍为后世所重。李商隐《赠牧之》云:“前身恐是梁江总。”就是拿他比拟自己的朋友杜牧。
在江总的现存作品中,七言歌行有近二十首,其中《宛转歌》达三十八句,是南朝七言歌行中最长的一首,从中可以看出梁、陈七言歌行演变的情况。《陈书》本传称江总“于五言、七言尤善”。史书中专门提及某人善为七言诗的,江总是第一个。
从内容来说,江总的七言诗大都属于所谓艳情之作,其中有不少是传统的民歌题材。虽说无多新意,却也不应以“绮艳”二字一笔抹杀。如《闺怨篇》:
寂寂青楼大道边,纷纷白雪绮窗前。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合还空然。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辽西水冻春应少,蓟北鸿来路几千。愿君关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时妍。
这种诗大抵以辞采的艳丽和音节的流荡取胜。内容写女子因别离而惋惜青春,是自汉代乐府和古诗以来最常见的题材。但此篇末句之惊心动魄,却也是少有的。因其讲求平仄和对仗,后代也有人认为此诗已开唐人排律之体。
江总的五言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陈亡以后入仕于隋时所作绝句《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写思乡之情,言简意长,寄慨深沉: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阴铿(生卒不详)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先仕梁,入陈,徐陵荐其诗才,为文帝所赏,官至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他与何逊齐名并称,诗歌风格相似,以写景见长,但也有不同之处。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
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晚出新亭》)
依然临送渚,长望倚河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
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
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闉。(《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这两首诗均是阴铿的名作。前一首风格与何逊很相似,后一首则另有特色。诗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远去的帆影,和江边萧散的秋色,诗人送别不及,孑然一身,怅惘若失,真可说是一幅清空淡远的图画。大抵阴铿诗写景成分较何逊更多,面画感更强,而语言的雕琢痕迹较浅,有一种清灵的感觉。可惜作品传世甚少。
第五节 南朝民歌
这里说的“南朝民歌”,产生年代始于三国东吴,迄于陈。留存总数近五百首,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前者产生于六朝都城建业(今南京)及周围地区,这一带习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江陵附近)、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等几个主要城市,是南朝西部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吴歌”、“西曲”是原有的名称。北魏孝文、宣武时南侵,收得这两种歌曲,借用汉乐府分类,总谓之“清商”(见《宋书·乐志》、《魏书·乐志》)。后世沿袭之,至宋代郭茂倩编纂《东府诗集》,仍将这两种归为《清商曲辞》。
《宋书·乐志》引何承天语:“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歌也。”《神弦歌》是吴歌中的一种。何氏所言,至少可以说明神弦曲在东吴时已流传。不过南方民歌的兴盛主要是在东晋以后。《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又《晋书·乐志》:“盖自永嘉渡江以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均说明吴歌在汉族政权南移以后,有很大发展。西曲的情况,亦可同类视之。
南朝民歌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地理环境。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流域,这里气候湿润,物产丰饶,山川明媚,花木繁荣,容易陶养居民热烈而浪漫的情思,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以及以艳丽优美为特征的艺术趣味。这从楚辞与《诗经》的比较中,已可以看出。《南史·循吏传》说,宋世太平之际,“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又说齐永明时,“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其实南方的民间歌舞一向比较发达,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只要有适当条件,随时都会变得活跃,决不止是宋、齐两代某些特定的时期才如此。
其二是经济的发展。江南经济在南朝发展为全国经济的重心,这一点我们在《概说》中已经言及,古史中对此亦有大量记载。《宋书·孔靖传论》说:“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郡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南方城市也因此繁荣:建业“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市廛列肆,埒于二京(指长安、洛阳)”(《隋书·地理志》),长江中游,则“荆州物产,雍、崏、交、梁之会”(《南齐书·张敬儿传》)。总之,南方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一是江浙,其中心城市建业一带为吴歌的土壤;一是荆楚,其中心城市江陵等地为西曲的滋生地。
其三是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汉末以来,传统道德规范失去了束缚力,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追求人生的快乐、感情的满足,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不但男子,妇女也往往逾矩不驯。
陈代最著名的作家,当数有“一代文宗”之称的徐陵。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年轻时与父徐摛一起出入于萧纲门下,为宫体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专收艳情诗的《玉台新咏》,就是由他奉萧纲之命编成的。他又与庾信并称为“徐庾”,而所谓“徐庾体”,有时被当作宫体的代名词。入陈历任要职,曾官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封侯。在朝虽无大建树,而自持颇严。《陈书》本传说他:“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有《徐孝穆集》。
徐陵的诗歌留传至今的,大约只有四十篇。其中属于宫体性质的,除了在梁时所作《奉和咏舞》等之外,还有作于陈的《杂曲》。这是一首七言歌行,内容系赞美陈后主之妃张丽华的美貌。形式上四句一转韵,平仄韵相间,比梁代歌行更为和谐婉转,并奠定了初唐歌行的基本格式。除了宫体诗外,徐陵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作品。其中写得较好的,是几首乐府题的边塞诗。如《出自蓟北门行》、《陇头水》、《关山月》等。《关山月》的第二首尤有特色:
月出柳城东,微云掩复通。苍茫萦白晕,萧瑟带长风。
羌兵烧上郡,胡骑猎云中。将军拥节起,战士夜鸣弓。
前六句写景、渲染气氛、交代战争背景,最后全部落在结末二句上。也就是说,全诗并不是平行、分散的叙述,而是逐步凝聚到一个焦点上去。而且,“将军拥节起,战士夜鸣弓”,是一组动态而包含余势的画面,因而具有一种力度感。这种结构方法在后来的唐诗中变得很常见。
徐陵同时也以文章著称。他的《玉台新咏序》,旧时很负盛名,其特点在于语言的华丽与工巧,典故用得极多,但过于堆砌,辞繁而意少。既富于文辞之美,又能以真情动人的,是他在北齐所作的《与杨仆射书》。当时梁朝因侯景叛乱,形势危急,而徐陵使北,被强迫羁留已有多年。他因此上书于北齐执政大臣杨遵彦,力陈自己希望早日南归以赴国难的急切心情,逐一驳斥北齐方面的种种推托之辞与无理要求,措辞委婉,态度坚决,表现了徐陵对故国的热爱。虽是以骈体文写成,但洋洋洒洒,收纵自如。从中亦可见出作者的为人。陈代后期,围绕着后主陈叔宝,形成一个宫体文学集团。
后主是一个糟糕的皇帝,却颇有文才。所作艳诗为后人所讥,《玉树后庭花》一曲更被称为“亡国之音”。但他仿民歌的小诗,却也写得清新流丽。另外,他也擅长刻画景物,如《同江仆射游摄山栖霞寺》中“天迥浮云细,山空明月深。摧残枯树影,零落古藤阴”,可以说是很出色的句子。
在后主宫廷文人中,江总最为著名。江总(519—594)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出身士族,仕于梁,官至太子中舍人。入陈,为后主所宠幸,官至尚书令。卒于隋。他身居权要,而不问政事,唯与后主游宴为乐,史书责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但作为文学家,他的才华仍为后世所重。李商隐《赠牧之》云:“前身恐是梁江总。”就是拿他比拟自己的朋友杜牧。
在江总的现存作品中,七言歌行有近二十首,其中《宛转歌》达三十八句,是南朝七言歌行中最长的一首,从中可以看出梁、陈七言歌行演变的情况。《陈书》本传称江总“于五言、七言尤善”。史书中专门提及某人善为七言诗的,江总是第一个。
从内容来说,江总的七言诗大都属于所谓艳情之作,其中有不少是传统的民歌题材。虽说无多新意,却也不应以“绮艳”二字一笔抹杀。如《闺怨篇》:
寂寂青楼大道边,纷纷白雪绮窗前。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合还空然。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辽西水冻春应少,蓟北鸿来路几千。愿君关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时妍。
这种诗大抵以辞采的艳丽和音节的流荡取胜。内容写女子因别离而惋惜青春,是自汉代乐府和古诗以来最常见的题材。但此篇末句之惊心动魄,却也是少有的。因其讲求平仄和对仗,后代也有人认为此诗已开唐人排律之体。
江总的五言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陈亡以后入仕于隋时所作绝句《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写思乡之情,言简意长,寄慨深沉: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阴铿(生卒不详)字子坚,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先仕梁,入陈,徐陵荐其诗才,为文帝所赏,官至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他与何逊齐名并称,诗歌风格相似,以写景见长,但也有不同之处。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
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晚出新亭》)
依然临送渚,长望倚河津。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
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
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闉。(《江津送刘光禄不及》)
这两首诗均是阴铿的名作。前一首风格与何逊很相似,后一首则另有特色。诗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远去的帆影,和江边萧散的秋色,诗人送别不及,孑然一身,怅惘若失,真可说是一幅清空淡远的图画。大抵阴铿诗写景成分较何逊更多,面画感更强,而语言的雕琢痕迹较浅,有一种清灵的感觉。可惜作品传世甚少。
第五节 南朝民歌
这里说的“南朝民歌”,产生年代始于三国东吴,迄于陈。留存总数近五百首,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前者产生于六朝都城建业(今南京)及周围地区,这一带习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江陵附近)、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等几个主要城市,是南朝西部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吴歌”、“西曲”是原有的名称。北魏孝文、宣武时南侵,收得这两种歌曲,借用汉乐府分类,总谓之“清商”(见《宋书·乐志》、《魏书·乐志》)。后世沿袭之,至宋代郭茂倩编纂《东府诗集》,仍将这两种归为《清商曲辞》。
《宋书·乐志》引何承天语:“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歌也。”《神弦歌》是吴歌中的一种。何氏所言,至少可以说明神弦曲在东吴时已流传。不过南方民歌的兴盛主要是在东晋以后。《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又《晋书·乐志》:“盖自永嘉渡江以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均说明吴歌在汉族政权南移以后,有很大发展。西曲的情况,亦可同类视之。
南朝民歌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地理环境。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流域,这里气候湿润,物产丰饶,山川明媚,花木繁荣,容易陶养居民热烈而浪漫的情思,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以及以艳丽优美为特征的艺术趣味。这从楚辞与《诗经》的比较中,已可以看出。《南史·循吏传》说,宋世太平之际,“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又说齐永明时,“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其实南方的民间歌舞一向比较发达,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只要有适当条件,随时都会变得活跃,决不止是宋、齐两代某些特定的时期才如此。
其二是经济的发展。江南经济在南朝发展为全国经济的重心,这一点我们在《概说》中已经言及,古史中对此亦有大量记载。《宋书·孔靖传论》说:“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郡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南方城市也因此繁荣:建业“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市廛列肆,埒于二京(指长安、洛阳)”(《隋书·地理志》),长江中游,则“荆州物产,雍、崏、交、梁之会”(《南齐书·张敬儿传》)。总之,南方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一是江浙,其中心城市建业一带为吴歌的土壤;一是荆楚,其中心城市江陵等地为西曲的滋生地。
其三是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汉末以来,传统道德规范失去了束缚力,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追求人生的快乐、感情的满足,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不但男子,妇女也往往逾矩不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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