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第一首作于从关中到荆州时，记下了战祸的惨况：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将个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民众的苦难结合起来。“路有饥妇人”一节，采用乐府民歌的手法，以具体而典型的情节，刻画出乱离的惨状，尤其感人。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结，使诗意深入一层。《七哀》之二作于荆州，写漂泊之中思乡怀归的心情，主要通过写景来衬托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汲取了辞赋的长处。王粲诗的某些特点与曹植相似，如喜用对仗，辞采华丽。《七哀》之二的写景部分，基本上都是对仗的。
  从写作时间来说，他运用这一修辞手段还早于曹植。《杂诗》中“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之类的诗句，可以明显看出追求华美的倾向。
  王粲当时即以擅长辞赋著称，作品也多，但是大都只存片断。完整的只有《登楼赋》，是在荆州登麦城城楼所作，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七哀》之二内容相似。其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结合紧密，是魏晋时期辞赋转变阶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较好的作品，有代刘表所作的《与袁谭书》以及《难钟荀太平论》等。
  刘桢（？—２１７）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所作语言简洁，注重气势。钟嵘《诗品》称赞他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大约是因为这些诗多抒发个人情怀，而表现出高远的志趣。如《赠从弟》三首之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木性。
  陈琳（？—２１７）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阮瑀（？—２１２）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这些文章都是应用文，但却很讲究文采，多用排偶，句式整齐，又喜广引史事为证。这标志了魏晋文章在汉代文章已经骈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骈文的方向发展。他们也擅乐府诗。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形式，写秦代筑长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为后母虐待，在亲母坟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汉乐府民歌，语言也很朴素。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在建安时代已经不多见了。阮瑀另外有几篇风格不同而颇值得注意的诗，如一首佚题之作：“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又如《七哀》：“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这些都是从普遍的意义来写人生的可悲，认为不幸是生命的最终结局，思想和曹植后期的诗有些相似。这显然也是正始文学的先导。尤其是阮瑀之子阮籍的诗，多有“忧生之嗟”（《文选》李善注语），与其父不无关系。
  七子中的徐幹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倒是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为有名。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其中繁钦的《定情》诗，以一连串排比句写女子对情人的挚爱和期待，显然受到民歌的影响。
  三、建安诸子以外的作者
  通常所言建安文学，主要是指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文人的创作。但此外还有一些作者，是应当注意的。
  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较高修养。汉末军阀混战中，被董卓的军队掳走，后流落到南匈奴，滞留十二年，生有二子。曹操与蔡邕为旧交，遂出资将她赎回，重嫁董祀。今传署名为她所作的诗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伪问题都有争议。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确为蔡琰之作，《胡笳十八拍》系后人伪托。
  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将纪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写出时代的动乱，胡兵的残暴，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不幸的命运。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以强烈的感情，真实的笔触，反映出那一可惊可怖可痛可泣的社会情状，令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动。如记述董卓军队掳掠平民的一节：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里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细致的描写，深刻有力，触目惊心。又如记述自己与亲儿永别，准备回国的一节：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一面是久别的故国，一面是亲生骨肉，不能两全。这种选择，确实令人肝肠寸断。孩子一连串的责问，使诗中的感情气氛显得无比沉重。
  从写作特点来说，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与曹魏鼎峙的东吴、蜀汉，文学都不发达。但诸葛亮的《出师表》，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诸葛亮（１８１—２３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水县南）人。他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任丞相，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蜀后主建兴五年（２２７），诸葛亮准备从汉中出兵北伐曹魏，临行时向刘禅上这篇奏疏，劝诫他尊贤纳谏，推荐朝中可以信赖的大臣，并陈述自己的心迹和志向。通常臣下写给皇帝的奏疏，多谀美恭谨之辞，写作很拘束。但诸葛亮受刘备遗命辅佐刘禅，位高权重，所以能够畅所欲言。此表虽无意为文，而感情自然真淳，既有谆谆叮嘱、反复教导的意味，又不失忠诚恳切的态度，成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内心表白，在奏疏文中颇为难得。此外，还有一篇题名为诸葛亮作的《后出师表》，一般认为出于后人的伪托。
  第二节 正始诗文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２４０—２４９），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２６５）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人所公认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说过，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始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