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作者:章培恒、骆玉明 更新:2021-12-05 00:24
从这个主题出发,以悲哀的基调,“古诗”展开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劝慰、愿望……等各种内容。
生命短促、人生无常,这个主题直接在“古诗”中以强烈的感觉反复出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诗人们更将自身生命的短暂存在与自然中永久的存在相对比,或感慨于那长年“青青”的“陵上柏”和始终“磊磊”的“涧中石”,或感慨于那永远不会变化的“金石”,从而更加深了自己的感伤和悲哀。在诗人们的眼中,时间成了带走生命与人生的最可怕的东西,因而节序物候的变迁就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应:“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在各种景色中,累累坟墓和萧萧白杨,无疑最容易引起对死亡的恐惧,因而频频出现在“古诗”中:“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已疏》);“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在死亡阴影的胁迫下,诗人们急切地为这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寻求慰藉与解脱之道。其一便是“及时行乐”。“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而“及时行乐”的内容,则既包括美衣美食之类的物质享受,诸如“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青陵上柏》)、“不如饮美酒,被服绔与素”(《驱车上东门》)所说的那样,也包括及时满足对于荣誉地位的渴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盛衰各有时,立身若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他们高唱要“荡涤放情去”,责问“何为自结束”?似乎满足了这些欲求,便能稍稍忘怀对死亡的恐惧。“古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点,是表现离人相思的作品特别的多,包括夫妇之间、恋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相思,以及游子对于故乡的怀念,这一类作品几乎占了《古诗十九首》的一半以上,而七首所谓“苏李诗”也完全是这样的作品。离人相思的主题,自然很早就出现在古代诗歌中,但从来没有像“古诗”中表现得那么集中与频繁。而且,这些诗中抒发的离人相思之情,也是同感叹人生短促、生命无常的中心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是把爱情、友情等等作为短暂而可悲的人生中值得珍惜的东西提出的。如《冉冉孤生竹》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就是用一个女子的口吻表示:如果恋人不及时归来,有限的美好青春将会如蕙兰花一样枯萎。
《青青园中柳》中,那位出身“倡家”的妻子由于丈夫远出不返,不愿让自己的青春在无望的等待中白白耗尽,甚至发出了“空床难独守”的痛苦呼喊。有些诗尽管没有把两者的关系明白提出,但在相思的忧伤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对生命的惋惜。总而言之,“生离”和“死别”,在“古诗”诗人的心灵深处,原是相互沟通的。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历来受到极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曾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更称其为“一字千金”。他们都高度肯定了“古诗”的艺术成就。
“古诗”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感情的真切动人。尽管诗歌所表达的对于人生的看法颇有些颓丧,但那种对人生的迷惘与痛苦的感受,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个体意识,那种要紧紧抓住人生的欲望,却是当时社会的真实产物。诗人们毫无矫饰地、有时是非常大胆地表现着内心世界,使作品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而且,“古诗”所涉及的人生问题,是后代文人仍旧要遇到的问题,这就更容易使他们产生共鸣。
“古诗”是建立在民歌基础上的、具有一般“民歌”特点的文人创作。它的语言,既自然朴素,又高度洗练而富于概括力,如《庭中有奇树》一首: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
诗人选择一位妇女欲折花寄远的细节来表达离人相思之情,无一奇僻之思、惊险之句,只是平平道来。但是,通过女主人公折花以后发觉无法寄给远方之人,在树下久久伫立,以至花香染满衣衫的形象,充分地表达了“但感别经时”的一往深情,确可谓“语短情长”。
“古诗”特别擅长借助写景来衬托和抒发感情。像“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都是异常生动而充满情感的句子。再如《迢迢牵牛星》一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是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写人间的男女离别之情。全篇只是写景,而愁绪一片,流溢其中。尤其结束二句,真是委婉缠绵,情景难分。
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古诗”在形式、题材、语言风格、表现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魏晋时代曹丕、曹植、陆机等重要诗人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模拟“古诗”的痕迹;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也仍然不断有人从“古诗”中汲取营养,乃至有人称“古诗”为“风余”和“诗母”(明陆时雍《古诗镜》总论)。
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古诗”可以说占有关键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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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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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在下面列出一个简略的图表:
从上面的图表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时伏。
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在汉代,已经日益明显地形成许多世代官宦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使任何统治者都不敢忽视。一代雄豪的曹操,也未能在根本上摆脱对豪族的依赖。后来曹丕为了做皇帝,更采用“九品官人”的制度,承认士族(即豪门大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所谓“九品官人”,是一种选用官员的方法。由各州郡的士族人士担任大中正、中正,对本籍士人的品行加以鉴定,分为九等,由朝廷依次录用。但实际品第人物的标准主要是门第的高下,因而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士族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特权,又通过婚姻相互联结。除了特殊的例外,士族与庶族之间是不通婚的。
门阀制度的存在,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却很少受影响。他们在客观上也给这个动乱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艰难,但并非毫无机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门)。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常提出强烈的抗争。
以上简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
生命短促、人生无常,这个主题直接在“古诗”中以强烈的感觉反复出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诗人们更将自身生命的短暂存在与自然中永久的存在相对比,或感慨于那长年“青青”的“陵上柏”和始终“磊磊”的“涧中石”,或感慨于那永远不会变化的“金石”,从而更加深了自己的感伤和悲哀。在诗人们的眼中,时间成了带走生命与人生的最可怕的东西,因而节序物候的变迁就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应:“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在各种景色中,累累坟墓和萧萧白杨,无疑最容易引起对死亡的恐惧,因而频频出现在“古诗”中:“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已疏》);“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在死亡阴影的胁迫下,诗人们急切地为这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寻求慰藉与解脱之道。其一便是“及时行乐”。“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而“及时行乐”的内容,则既包括美衣美食之类的物质享受,诸如“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青陵上柏》)、“不如饮美酒,被服绔与素”(《驱车上东门》)所说的那样,也包括及时满足对于荣誉地位的渴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盛衰各有时,立身若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他们高唱要“荡涤放情去”,责问“何为自结束”?似乎满足了这些欲求,便能稍稍忘怀对死亡的恐惧。“古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点,是表现离人相思的作品特别的多,包括夫妇之间、恋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相思,以及游子对于故乡的怀念,这一类作品几乎占了《古诗十九首》的一半以上,而七首所谓“苏李诗”也完全是这样的作品。离人相思的主题,自然很早就出现在古代诗歌中,但从来没有像“古诗”中表现得那么集中与频繁。而且,这些诗中抒发的离人相思之情,也是同感叹人生短促、生命无常的中心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是把爱情、友情等等作为短暂而可悲的人生中值得珍惜的东西提出的。如《冉冉孤生竹》说:“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就是用一个女子的口吻表示:如果恋人不及时归来,有限的美好青春将会如蕙兰花一样枯萎。
《青青园中柳》中,那位出身“倡家”的妻子由于丈夫远出不返,不愿让自己的青春在无望的等待中白白耗尽,甚至发出了“空床难独守”的痛苦呼喊。有些诗尽管没有把两者的关系明白提出,但在相思的忧伤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对生命的惋惜。总而言之,“生离”和“死别”,在“古诗”诗人的心灵深处,原是相互沟通的。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历来受到极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曾说“古诗”是“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更称其为“一字千金”。他们都高度肯定了“古诗”的艺术成就。
“古诗”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感情的真切动人。尽管诗歌所表达的对于人生的看法颇有些颓丧,但那种对人生的迷惘与痛苦的感受,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个体意识,那种要紧紧抓住人生的欲望,却是当时社会的真实产物。诗人们毫无矫饰地、有时是非常大胆地表现着内心世界,使作品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而且,“古诗”所涉及的人生问题,是后代文人仍旧要遇到的问题,这就更容易使他们产生共鸣。
“古诗”是建立在民歌基础上的、具有一般“民歌”特点的文人创作。它的语言,既自然朴素,又高度洗练而富于概括力,如《庭中有奇树》一首: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贡?但感别经时。
诗人选择一位妇女欲折花寄远的细节来表达离人相思之情,无一奇僻之思、惊险之句,只是平平道来。但是,通过女主人公折花以后发觉无法寄给远方之人,在树下久久伫立,以至花香染满衣衫的形象,充分地表达了“但感别经时”的一往深情,确可谓“语短情长”。
“古诗”特别擅长借助写景来衬托和抒发感情。像“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风动地起,秋草萋以绿”,都是异常生动而充满情感的句子。再如《迢迢牵牛星》一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是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写人间的男女离别之情。全篇只是写景,而愁绪一片,流溢其中。尤其结束二句,真是委婉缠绵,情景难分。
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古诗”在形式、题材、语言风格、表现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魏晋时代曹丕、曹植、陆机等重要诗人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模拟“古诗”的痕迹;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也仍然不断有人从“古诗”中汲取营养,乃至有人称“古诗”为“风余”和“诗母”(明陆时雍《古诗镜》总论)。
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古诗”可以说占有关键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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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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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在下面列出一个简略的图表:
从上面的图表中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时伏。
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在汉代,已经日益明显地形成许多世代官宦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使任何统治者都不敢忽视。一代雄豪的曹操,也未能在根本上摆脱对豪族的依赖。后来曹丕为了做皇帝,更采用“九品官人”的制度,承认士族(即豪门大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所谓“九品官人”,是一种选用官员的方法。由各州郡的士族人士担任大中正、中正,对本籍士人的品行加以鉴定,分为九等,由朝廷依次录用。但实际品第人物的标准主要是门第的高下,因而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士族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特权,又通过婚姻相互联结。除了特殊的例外,士族与庶族之间是不通婚的。
门阀制度的存在,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却很少受影响。他们在客观上也给这个动乱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艰难,但并非毫无机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门)。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常提出强烈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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