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对《新论》评价很高，说：“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论衡·佚文篇》）又说《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篇》）。可以说，桓谭正是王充的先导。
  王充（２７—约９７）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他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唯一留传至今的，是《论衡》八十五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正是在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的。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五章 东汉中期至后期的诗赋与散文
  我们这里说的东汉中期，指汉和帝永元元年（８９）至汉质帝本初元年（１４６）；东汉后期，指汉桓帝建和元年（１
  至汉献帝兴平二年（１９５）。东汉王朝，实际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又改元为延康元年）才正式结束。不过在文学史上，通常把建安二十五年间的文学归为魏晋文学的范围。活动于汉代文学与魏晋文学交替时期的作家，按照习惯，有些划入汉代，有些划入魏晋，而实际两者之间是彼此交错的，这一点需要注意。从总体上说，东汉中期是汉代文学走出低谷、渐渐复苏，文学风尚发生转变的时期；东汉后期的文学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
  东汉中、后期，社会形势、政治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本编的《概说》中所介绍的，从外戚、宦官擅政引起士人的抗争开始，以不断强大的士族集团力量与皇权之间的抗衡为中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发生了激烈而错综复杂的斗争，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开始瓦解乃至崩溃，社会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与此同时，维护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官方的正统儒学也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失去了对社会人心的控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人们于迷惘与痛苦之中，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人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思考，个体意识渐渐抬头（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概说》中详加论述），文学也随之发生变化。弥漫于东汉前期的歌功颂德之风逐渐减弱，以散文为主体（包括辞赋和诗歌在内），发起了对于腐朽的统治、对于社会黑暗现象和官方统治思想的有力批判，于是形成汉代文学中第三代政论散文——批判性的政论散文；以辞赋和诗歌为主体（包括散文在内），更注重于自由地抒发情感，宣泄痛苦与苦闷的情绪，表达对于各种人生欲望的追求。于是出现了不少新的文学题材。不但产生了许多在东汉前期受到阻遏的表现男女欢爱之情的作品，还出现描绘女性美乃至带有明显情欲倾向的内容。以历史的眼光看，应当注意到这是在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瓦解过程中产生的进步现象。
  适应于抒发情感的需要，文学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辞赋领域内，大赋的创作趋向衰微，抒情小赋不断兴起，显示取代大赋成为辞赋文学主流的趋势。诗歌领域内，五言诗经过长期的发展，在东汉后期迎来了成熟与丰收。这个过程，乐府民歌与文人创作大体是同步的。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的文人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东汉中后期文人身份的变化也值得注意。我们说过：西汉中期的文人，主要是宫廷文学侍从；西汉后期、东汉前期的文人，主要是学者兼官僚的类型。但这一类学者兼官僚，大都与最高统治集团比较接近并较多受他们的控制与支配，因而多少具有御用文人的色彩。而东汉中后期的文人，有些是平民身份的“士”，有些是普通的学者和官僚。就此而言，这也开了后来中国文人以平民、普通学者与官僚为主体的先河。文人身份的这一变化，使他们较之前代文人更有可能进行独立思考和表述个人见解，无疑也有助于推动文学的抒情化与批判化倾向。
  第一节 批判性的政论散文
  自东汉中期王符写作《潜夫论》，到东汉后期，又出现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著作，形成汉代第三代政论散文。这些著作既不像西汉前期以贾谊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政论散文，奇Qisuu.ｃom书以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政方案为中心命题，也不像西汉后期以谷永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政论散文，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推论政治的得失，而是具有尖锐的批判性。它们可以说继承了桓谭、王充等人散文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但又已把批判的对象从迷信思想转向更具体更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风格方面，它们继承了汉代散文一直在发展着的骈偶化传统，文章更为整齐工丽。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终身不仕，以“潜夫”自号。《后汉书》本传说他出身寒门，且为人耿介，不同于俗，遂不能得到当途者的荐引，又说他：“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议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擿物情，足以观见当时政风”。《潜夫论》的批判，涉及东汉中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浮侈篇》批判了当时“京师贵戚”的奢靡之风，指责他们“衣服饮良，车舆庐第，奢过王制”，“穷极丽靡，转相夸咤”，“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又如，在《论荣篇》中，王符批判了当时的门阀制度，虽说在《论衡》中王充已经反映了豪族和细族之争，但到了王符，才充分地透露出这一当时社会阶级变化的消息。此外，在《潜夫论》中，王符还表达了他对于人性的一些新的思考，如《释难篇》说：
  且夫一国尽乱，无有安身。《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言将皆为害，然有亲者忧将深也。是故贤人君子，既忧民，亦为身作，……仁者兼护人家者，且自为也。
  王符用为他人兼为自身来解释“仁者”之心，虽不是什么新颖的思想，但在当时，却是对于统治学说中关于抽象道德的美妙大言的一种挑战，并且也与东汉中期文人的个体意识的萌芽有关。《潜夫论》的文风不像《论衡》那么平易明快，而是更加富于骈俪色彩，如《交际篇》如下一节，即用两组非常工整的对偶句构成：
  夫与富贵交者，上有称誉之用，下有货财之益；与贫贱交者，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今使官人虽兼桀、跖之恶，苟结驷而过士，士犹以为荣而归焉，况其实有益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