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作者:章培恒、骆玉明 更新:2021-12-05 00:23
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把他为怀王制定的政令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这一天很近。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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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闻一多《端午考》。又北朝魏收《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似乎直到南北朝,南方还保存着端午节祭东君的习俗。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第三节 《离骚》和《九章》
《离骚》和《九章》,都直接反映了屈原的生活经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二说均可通。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这样明确地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我们可以把《离骚》分成前后两大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说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贵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使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总之,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康庄大道。
“党人”即结党营私的小人,是同诗人敌对的、代表邪恶的一方。“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们只顾苟且偷安,使得楚国的前景变得危险而狭隘。而且,他们不但“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认为诗人受到重用阻挡了他们的道路。于是谣诼纷起,“谓余以善淫”,诬蔑诗人是淫邪小人。
那么,掌握最高权力、因而能够决定上述双方的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王,又如何呢?他却是昏庸糊涂的。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诗人,最终却受了“党人”的蒙骗:“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斎怒。”进而背弃了与诗人的“成言”,“悔遁而有他”,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衰危。
这是屈原所描述的楚国政治关系模式。我们不知道当日的势态是否就是如此简单明白,但可以看出:这一模式能够把君主的错失与“党人”的邪恶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不管事实情况究竟怎样,屈原可以作出的解释只能是如此。顺带说一句,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反复地被人们使用着。
诗人受到沉重的打击,甚至他亲手培养的人材也纷纷转向,“众芳芜秽”,他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复地用各种象征手段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之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与香草。同时,诗人坚定地、再三地表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神话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嬃”对他劝诚,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也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但紧接着,通过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舜)陈辞、表述治国之道的情节,否定了女嬃的批评。这是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而后诗人在想象中驱使众神,上下求索。他来到天界,然而帝阍——天帝的守门人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以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出路到底在哪里呢?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给予指点。灵氛认为楚国已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游在一片广大而明丽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未有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赂。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这一天很近。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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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闻一多《端午考》。又北朝魏收《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似乎直到南北朝,南方还保存着端午节祭东君的习俗。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第三节 《离骚》和《九章》
《离骚》和《九章》,都直接反映了屈原的生活经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二说均可通。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这样明确地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我们可以把《离骚》分成前后两大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说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贵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使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总之,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康庄大道。
“党人”即结党营私的小人,是同诗人敌对的、代表邪恶的一方。“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们只顾苟且偷安,使得楚国的前景变得危险而狭隘。而且,他们不但“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认为诗人受到重用阻挡了他们的道路。于是谣诼纷起,“谓余以善淫”,诬蔑诗人是淫邪小人。
那么,掌握最高权力、因而能够决定上述双方的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王,又如何呢?他却是昏庸糊涂的。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诗人,最终却受了“党人”的蒙骗:“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斎怒。”进而背弃了与诗人的“成言”,“悔遁而有他”,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衰危。
这是屈原所描述的楚国政治关系模式。我们不知道当日的势态是否就是如此简单明白,但可以看出:这一模式能够把君主的错失与“党人”的邪恶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不管事实情况究竟怎样,屈原可以作出的解释只能是如此。顺带说一句,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反复地被人们使用着。
诗人受到沉重的打击,甚至他亲手培养的人材也纷纷转向,“众芳芜秽”,他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复地用各种象征手段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之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与香草。同时,诗人坚定地、再三地表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神话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嬃”对他劝诚,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也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但紧接着,通过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舜)陈辞、表述治国之道的情节,否定了女嬃的批评。这是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而后诗人在想象中驱使众神,上下求索。他来到天界,然而帝阍——天帝的守门人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以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出路到底在哪里呢?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给予指点。灵氛认为楚国已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游在一片广大而明丽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未有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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