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柯希莫那里得到肥皂。他是那种老了以后变得干净起来的人，因为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厌恶感，这是年轻时没有的感觉，于是老往身上抹肥皂。清凉的水使三个喝醉的逃兵清醒了一些，醒了，快乐消失了，他们为自己的处境发起愁来。他们唉声叹气，呜咽抽泣。可是就在着忧愁之时，清撤的水给人带来了愉悦，他们享受起水的乐趣，唱着：“从我的祖国……从我的祖国......（法语）”
  柯希莫回到路边的树顶上，他听见马蹄声。原来，一小队轻骑兵奔驰过来，卷起飞扬的尘土。他们穿的制服是从未见过的，沉重的皮帽之下露出一些稍微扁平的白脸，胡须浓重，生着眯缝的绿眼晴。柯希莫挥动帽子招呼他们：“从哪里吹来的好风呀，骑士们？”
  他们停步：“你好！老大爷，（俄语）请问，还要走多远才到呀？”
  “你们好，（俄语）士兵们！”柯希莫说，他过去各种语言都学会一点儿，也懂点俄语，“去哪里？（俄语）要到哪里去呀？”
  “到这条路可通的地方去......”
  “哟，这条路嘛，通许多地方......你们去哪里呢？”
  “去巴黎。（俄语）”
  “哦，去巴黎有更方便的路线......”
  “不，不去巴黎。去法国，找拿破仑。这条路通哪里？（俄语）”
  “哦，可以去许多地方：奥利瓦巴萨，沙索科托，特拉巴......”
  “什么？奥利瓦巴萨，不对，不对。（俄语）”
  “那么，想去的话，还可以去马赛......”
  “去马赛......对，对，马赛......法国......（俄语）”
  “你们去法国干什么？”
  “拿破仑跑来同我们的沙皇打仗，现在我们的沙皇追赶拿破仑。”
  “你们从哪里出发来到这里？”
  “从哈尔科夫，从基辅，从罗斯托夫。（俄语）”
  “那么你们见过许多美丽的地方！你们喜欢我们这里还是喜欢俄罗斯？”
  好地方，坏地方，我们喜欢俄罗斯家乡。”
  一匹马奔腾而来，挟带着一股烟尘，马停下来，马背上坐着一位军官，他向哥萨克士兵们训斥道：“走开！行军！谁允许你们停下来的？（俄语）”
  “再见，老大爷！”那些人对柯希莫说，“我们也该走了......（俄语）”他们扬鞭策马而去。
  军官停留在松树脚下。他高高的个子，生得单薄，有着贵族风度和忧郁表情。他将没带帽子的头抬向飘着几丝浮云的天空。
  “您好，阁下，”他对柯希莫说，“您懂我们的语言？”（法语）
  “是的，略懂一些，（俄语）”我哥哥回答，“但是不如您的法文说得好。”（法语）
  “您是本地的人吗？拿破仑来此地时您是否在这里？（法语）”
  “在，军官先生。（法语）”
  “您认为他如何？”（法语）
  “我尊敬的先生，军队总是造成许多破坏，无论那些军队带来了什么思想。（法语）”“是的，我们造成了大的灾乱，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可言......（法语）”
  他忧伤而恼火，虽然他是一个胜利者。柯希莫对他产生同情，想安慰他：“你们打胜了！（法语）”
  “是的。我们打得很好，太好了。但是也许。。。。。。（法语）”
  只听见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叫，接着一声跌倒的“扑通”声和拉枪栓的声音。“干什么？（俄语）”军官问道。哥萨克士兵们转回来，把几个半裸着人的躯体拖在地上走，在左手里提着什么东西（右手握着一把弯弯的马刀，刀不带鞘——是的，而且一一滴着血），那团东西原来是那三个喝醉了的轻骑兵的满是胡须的脑袋。“法国人！拿破仑！（俄语）全都砍了！”
  年轻的军官不耐烦地命令他们把死尸弄走。他转过脸来，仍旧同柯希莫说话：
  “您看......战争......有好几年了，我把一件可恨的事情尽我们之所能地做好了。这场战争......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我根本无法解释的理想……（法语）”
  “我也是。”柯希莫回答道，“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法语）”
  那军官从忧伤变得激动不安起来。“那么。”他说，“我该走了。”他行军礼告别，“再见，先生......请问尊姓大名？（法语）” “柯希莫·迪·隆多男爵。（法语）”柯希莫在他身后大声说道，他已经动身走了，“再见，一路平安......（俄语）您的姓名呢？（法语）”
  “我是亲王安德烈......”奔驰的战马把他的姓氏卷走了。
  三十
  我不知道这个十九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它一开头就不好，接着越来越糟下去。复辟的阴影笼罩着欧洲，一切革新者一一雅各宾党或波拿巴分子——几乎都失败了。专制制度和耶稣会重新掌权。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十八世妃的希望，统统化做灰烬。
  我把我的思想寄托于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我始终是一个冷静平和的人，没有强烈的激情或狂热，是一家之主人是世袭贵族，思想开明，循规守法。政治上的急剧变动从来没使我经受大起大落，而且我希望如此继续下去。可是内心里，又是多么难过哟！
  从前不一样，有我哥哥在。我对自己说“有他替我们大家着想”，我只爱过日子。世事变化的标志，对于我来说，不是奥地利人、俄国人到来，不是并入皮埃蒙特，不是新的税捐或我知道的什么事情，而是打开窗子看不见他的树晃动了。现在他不在了，我觉得我应当考虑许多事情，哲学、政治、历史，看报、读书，脑袋都快胀破了。可是他说的那些都不在里面，那是他的理解，一种包容一切而不能用语言说清的东西，只有象他那样身体力行地去体验，只有象他那样一生到死都该苦自已的人，才能给大家做出奉献。
  我记得他生病时的情景。我们看出来了，因为他把他的简陋的卧具搬到了广场中心的那株大核桃树上。而从前，他出于野生生物的本能，总是把睡处隐蔽起来。现在他感到需要时时有人照看。我的心紧张起来。我过去总想他将来不会喜欢孤独地死去，这可能就是一种死的预兆。我给他派去一个医生，爬梯子上去的，他下来后做了一个苦脸，并摊开双手。
  我爬上梯子。“柯希莫，”我开始对他说，“你活了六十五年了，怎么能继续待在树上呢？你想说的你都说了，我们理解，你向我们表现出了一种你的伟大的精神力量。现在你可以下来了。那些终生在海上飘流的人也有一个离船上岸的年龄呀。”
  不行。他摆摆手做了否定的表示。他几乎不再说话了。有时候，他起身，用被子连头裹住，坐到一根树枝上晒一会儿太阳。更远的地方他去不了。那时有一个平民老太太，一位神圣的妇女（也许是他过去的情人），去给他清理换洗，给他送热的饮食。我们把木梯子靠树干架着，因为时时需要有人上去帮助他，也因期待他什么时侯决定走下来（别人都这么想，我可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周围，广场上总是一群人来陪伴他，他们互相之间闲聊，有时也同他说一两句，虽然他们知道他不想再说话了。
  他的病情恶化。我们把一张床抬上树，成功地把床架平稳，他很乐章躺在上面。我们有些后悔没有更早一些想到。说实话，他并不是存心要拒绝舒适的享受，尽管生活在树上，他总是设法尽可能生活得好一些。于是我们赶紧给他提供其它的方便：一些替他挡风的席子，一顶账子和一只火盆。条件稍微改善一些了，我们送上去一张安乐椅，把它固定在两棵树之间。他开始坐在椅上度过白天的时光，裹着他的被子。
  一天早上，我们看见他不在床上也不在椅子上，当大家抬头向上看，都吓坏了：他爬到了树顶上，骑步在一根极高的枝头上，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
  “你在上面做什么呀？”
  他不回答。他已经半僵硬了。他能爬上树顶简直是奇迹出现了。我们准备了一张收橄榄时用的那种大布单，派二十来个人撑着布单，等待他摔落下来。
  同时一位医生上去了。那是一次极费事的攀登，必须把两架梯子连结起来。他下来说：”让神父上去吧。”
  我们事先已商量好让一个唐.贝利克莱神父上去试一试。他是他的朋友，在法国人执政期间是立宪派教士，在还没有禁止神职人员时他参加过共济会。吃尽苦头之后，新近被主教恢复神职。他穿着祭礼服，托着圣体盘，后面跟着辅祭人。他在那上面停留了一会儿，好象是闲谈了几句，然后就下来了。“他接收圣礼了，唐.贝利克莱，是吗？”
  “没有，没有，但是他说很好，他觉得这样就很好了。”没能从他嘴里掏出更多的话来。
  撑着布单的人们累了。柯希莫坐在树上，纹丝不动。刮起风来，是西南风，树梢摇曳，我们准备好接人。就在这时候天上出现一只热气球。
  一些英国的气球驾驶员在海边做飞行练习。那是一只漂亮的大球，装饰着彩穗、飘带和花结，挂着一个柳条吊舱，里面坐着两名军官，尖尖的三角帽，金光闪闪的肩章，他们用望远镜观看下面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