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繁荣之下，还有与过去相连的鲜为人知的人的纽带--南京大屠杀年老的幸存者。在南京的学者们的引导下，我见到了一些散布在南京城各处的幸存者。
  我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震惊和悲哀。幸存者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子里，屋里堆满了瓷器碎片，散发着浓烈的潮湿和发霉的味道。我得知，由于在大屠杀中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创伤，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几十年来无法正常地生活。许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即使来自日本的最少量的经济赔偿，也是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的。
  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虽然中国多次发表对日本人宽宏友善的声明，但从未与日本签订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索取国家赔偿的协定。另外，帕克还指出，即使签订一个这样的协定，但根据不容否定法的原则，该协定也不能侵犯作为个人的中国人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但是，我在南京遇见的幸存者大多不知道国际法的这些错综复杂之处，而是认为已经剥夺了他们索赔的权利。一个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几乎被活活烧死，他告诉我，当他听到中国原谅日本罪行的谣言时，禁不住痛哭失声。
  同样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曾经组织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帮助南京的中国人，但他们从未从生活和后人那里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还没有一本描写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的著名图书，当然也没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强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们的精神主要藏在从柏林到美国森尼韦尔的档案和阁楼中--由于他们曾像活菩萨一样拯救过南京，他们的精神也为中国的幸存者们铭记在心。
  在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安全区的领导人做过的事，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际。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被逐出中国，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人甚至绝望自杀。当我在中国谈话的幸存者听到这些时，他们十分痛苦。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迈纳·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的经历可以说明，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行为是怎样因为政治目的而遭到扭曲的。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的报纸文章把南京的美国人当成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刘易斯·斯迈思在一家地方报纸还读到一篇文章，该文指责安全区的外国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给日本人，还让数干妇女任由日寇奸淫。无独有偶，另一篇文章还指责说，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还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去保护他们的公司，教堂，学校和住宅”。该文作者还坚持认为，这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组织，他还引用了一个幸存者的话：“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关于日本暴行的照片旁还印着标语：“记住南京大屠杀，防止美国人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这样的宣传使斯迈思感到震惊和害怕。他的中文老师安慰他说：“斯迈恩博士，这个城市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见，他在南京呆不长了。1951年，他离开了金陵大学，第二年成为肯塔基州来克星顿神学院的教员。贝茨也离开了南京，但却是在被拘留审查之后。
  斯迈思和贝茨的遭遇与他们的一些同事比起来不算什么。大屠杀使几位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确信，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压力使他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其他安全区领导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的女儿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说，他父亲由于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伤害，以致在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演讲时经常记忆缺失。当乔治·菲奇在美国面对大群听众讲述中日战争时，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两次。
  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付出的代价是健康。他的遗孀回忆说，当安全区委员会其他医生精心安排时间，每周至少回一次上海补回睡眠的时候，威尔逊却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白天，外科手术耗尽了他的精力，晚上，日本兵则打断他的睡眠--他经常在夜里被叫出家门，去阻止日本士兵的强奸行为。他似乎一直在对付肾上腺素。最后，他的身体崩溃了。1940年，疾病猛烈的发作和精神的崩溃迫命他返国美国，在加州的圣巴巴拉休养了一年。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在美国，他忍受着医病的发作和梦魇的纠缠，在早晨的时候，他的眼睛甚至无法看清物体。
  明妮·沃特林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精神上的打击是当时其他任何安全区领导人和难民都无法想象的。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一个脆弱的、身心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最后一次日记是写于1940年4月14日，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经到头了。手头的事都障碍重重，再也不能迈步前进、安排工作了，但愿我能马上休假，可谁能为我想到呢"
  两周以后，她的身体严重崩溃。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下面有一句话，显然是别人写的：“1940年5月，沃特林小姐的健康崩溃，必须把她送回美国。”沃特林的侄女回忆说，沃特林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美国就医，但在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中，她几次试图自杀。陪同她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她跳下轮船。回到美国后，沃特林进了爱阿华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出院后，她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联合会工作。她在密歇根州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却写信阻止，说自己不久就会国家看望家人。两周后，沃特林去世了。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胶带封了屋里的门窗，打开煤气，自杀了。
  还有约翰·拉贝，他的一生一直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谜。在教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在拉贝动身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愿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从此，拉贝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
  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这实在令人迷惑，我无法忽略这件事。第二，我确信，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总之，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的暴行作证。另外，在对拉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历史生活记录中，我感觉到拉贝可能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但这位朋友没能提供详细的情况，当我偶然见到这一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整个故事了。
  许多问题困扰着我：拉贝给希特勒看过这些照片和报告吗还是被德国的纳粹机器所吞没，去为灭绝犹太人而卖命(根据拉贝在南京的英勇行为来判断，我并不相信这点，但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许他在战后进了监狱，或者他成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度过余生而无人知晓。我还想知道，拉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日记。但即使他保存着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战争中被毁了，或是在空袭中被烧成灰烬。否则，任何这样的日记都早应归入档案，向世人公布了。于是，我决定向德国写几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么。
  我有一条关于拉贝的重要线索：在本世纪初，拉贝曾在汉堡学徒。也许拉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还可能有他的家人。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同汉堡建立联系。我求助于一位被学者们称作“国宝”的老朋友，约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社团的历史，泰勒或许不会不知道。泰勒建议我与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联系。伯迪克又建议我与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联系，他还把他的朋友马莎·比奇曼的地址给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说，马莎是一个“可爱的友人”，她不仅了解汉堡，还非常乐于助人。我很快写信向马莎·比奇曼了解拉贝之谜，同时又写信给汉堡最大的报纸的编辑，希望后者能为我的研究登个启事。料想这二者不会立刻有回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让我惊讶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经过一连串的巧合，她已经找到了拉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给我的信中，比奇曼写道：“真高兴能帮助你，而这又不费多大劲”，“一开始，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还寄来了一个便条，这是拉贝在柏林的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