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作者:吴晓波 更新:2021-12-04 19:09
从《条例》的文字表述看,企业经营者的所有权利都已经被全面地下放,因此,它被认为是政府自1978年放权试点、1984年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之后,第三次大规模的放权行动。从实际的执行情况看,这些权限中,有的早已下放,如销售和采购权等,有的定义模糊,如资金支配和投资决策,有的缺乏政策配套,如进出口权始终被国家外贸系统所垄断,其他企业根本不可能染指,还有的则根本不可能落实,如拒绝摊派。在新华社开展的对百家国营企业厂长调查中,90%的厂长承认“即使有拒绝权也不敢用”。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国家,到底该如何管理和控制国营企业,始终在“收与放”的悖论间徘徊,进退维艰。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专门就证券业说过,认为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错了可以纠正。
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刺激,这一年的股市从春天开始就呈现亢奋的态势。5月21日,尉文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此前一直执行涨跌停板制度,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蹿,到25日已高达1420点,豫园商城的股价升到10 009元,空前绝后。当时,全上海只有证交所这么一个交易点,股民每天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尉文渊突发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文化广场,作为临时的交易场所。媒体记载:文化广场是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广场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这个交易大棚风雨无阻,一直开了一年半才关闭。在办了文化广场之后,尉文渊又发明出“大户室”制度,那些有钱的人可以交一笔钱进入一些封闭的、有专线电话、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户室”,这里的股票行情是即时通报的,买卖更是有优先权,比文化广场几分钟才报一次行情当然要优越得多。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户和大户—后来又有了“庄家”,成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游戏场。
在深圳,股市之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现在已成了万人争抢的宝贝,发行新股只好实行抽签的办法。8月7日,深交所发布1992年度《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 000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办理有关事宜,一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每个认购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
公告一出,深圳邮局当即被雪片般飞来的身份证淹没,其中最大的一个特快专递包裹有17.5公斤,里面是2 500张身份证。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两日内一下子涌进150万人,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30多元,黑市竟炒卖到200元。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从7日下午开始,全市300个发售点就排成了长龙,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松手,深圳市内到处弥漫着难以分辨的恶臭味。
9日上午,抽签表准时出售,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各发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两天两夜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了抽签表。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发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
事后的调查表明,抽签表的发售工作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统4 180人,各发售点平均私分私购达44.6%—很多知情者认为,事实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比例。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之后的四天内,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几乎跌去一半。深圳事件生动地展现出中国早期股市灰色、暧昧和野蛮的一面,它直接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证监会首任主席为刘鸿儒。
《激荡三十年》之二十六
百万股民的空前热情、股市的暴涨狂跌,乃至发生在深圳的舞弊事件,让决策层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股票市场这个金融工具的可利用性。当时,全国民众的银行储蓄已经超过1.3万亿元,成为一只随时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的可怕的“笼中虎”,而中央政府的财政则十分拮据,几无可能对国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提供帮助,而股市的火暴让决策者们突然发现,这可能是拯救已经陷入泥潭,而政府无计可施、无血可输的国营企业们的最佳手段。一些经济学家纷纷献策论证,认为,“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营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在此之前,“冒险上市”的企业几乎清一色是沪深两地的中小企业,各大型骨干企业避之唯恐不及,而现在,事实让人们一夜之间转变了观念。证监会成立后的第一项重大决策是,把两市的上市指标权“上缴”中央,证交所再无决定权,从此后,上市指标变成了“资本输入”的代名词,证监会成为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
深圳舞弊事件爆发期间,一位名叫吕新建的自由撰稿人目睹了惊心动魄的整个过程,他以“吕梁”为笔名写了一篇很生动的新闻通讯《百万股民“炒”深圳》,被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不少媒体采用,很是让他赚了一笔稿费。也是从此开始,吕新建成了深交所里的常客。谁也没有想到,十年后,以“吕梁”行名的这个人将成为中国股市最凶猛和神秘的“庄家”。
另一个在此次认购大戏中获益的,还有远在乌鲁木齐、靠开彩印店起家的唐万新。从1986年起,他搞过服装批发,办过挂面厂、化肥厂等,都有亏无盈,直到1990年开始做联想电脑和四通打印机的代理生意,才赚到了钱,这年初,他注册成立了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深圳的发售公告一登报,他就嗅出了金钱的气味,于是,他花钱一下请了5 000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义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这些人一排就是三天,领到的抽签表很是让德隆公司赚到了一笔钱。从此,唐万新迷上了“来钱最快”的股市。十多年后,他叱咤风云,构建起一个总资本高达1 200亿元的“沙地上的帝国”。
在中国股市雏形初成的时候,丑闻就已经如一道无法摆脱的影子随身而至了。4月,深圳最早上市的“老五股”之一原野公司爆出大股东彭建东恶意操纵股价事件。
彭建东的起家极富传奇。1982年,32岁的彭建东还在深圳的贫民窟里向往着好日子,他后来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说:“我经常带着妻子出去,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在一顿好饭上。”1987年,善于钻营的彭建东组建深圳市原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50万元,其中两家国有企业占股60%,港资20%,他和另外一个人各出15万元,分占10%,而他的钱则是向香港的一位舅舅拆借来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原野完成六次股权转换,最后一家国营企业占股5%,彭建东控制的香港润涛公司占95%,他此时已摇身变成一位“知名的外商”。1990年2月,原野成为深交所最早上市的五家公司之一,在上市招股说明书上,董事长及主要股东一栏中居然都找不到彭建东的名字。在此后的两年里,原野公司11次变更股权,屡屡发布诱人的投资预期,导致股价节节上升,彭建东则多次乘机抛股套现,在1990年6月到9月间,就向社会转售法人股1 843万股。彭建东成为南粤的资本明星,他用560万美元在香港购置了一幢华贵的滨海住宅,还出4 400万港元在半山买下一栋日式花园别墅,在他的边上住着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这个贫民窟里出来的穷小子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他“过好日子”的梦想。
1991年年底,管理层发现了原野的操纵股价问题,调查结论认为,“原野问题的基本线索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境外,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这是一个投机取巧钻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1992年4月,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公告,向公众披露原野问题。
遭到质疑的彭建东铤而走险,他分别起诉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并频频在香港媒体上质疑管理当局的做法。矛盾由此变得公开化。人民银行宣布原野的大股东香港润涛公司将原野的1亿元外汇资金转移境外,还有2亿元的贷款逾期未还。7月7日,原野成为中国证券史上第一只被停牌的股票。
原野被停牌后,彭建东便失踪了。8月,他辞去公司的一切职务,据《证券市场周刊》披露,“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香港的一家中资机构接管了原野”。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专门就证券业说过,认为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错了可以纠正。
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刺激,这一年的股市从春天开始就呈现亢奋的态势。5月21日,尉文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此前一直执行涨跌停板制度,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蹿,到25日已高达1420点,豫园商城的股价升到10 009元,空前绝后。当时,全上海只有证交所这么一个交易点,股民每天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尉文渊突发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文化广场,作为临时的交易场所。媒体记载:文化广场是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广场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这个交易大棚风雨无阻,一直开了一年半才关闭。在办了文化广场之后,尉文渊又发明出“大户室”制度,那些有钱的人可以交一笔钱进入一些封闭的、有专线电话、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户室”,这里的股票行情是即时通报的,买卖更是有优先权,比文化广场几分钟才报一次行情当然要优越得多。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户和大户—后来又有了“庄家”,成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游戏场。
在深圳,股市之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现在已成了万人争抢的宝贝,发行新股只好实行抽签的办法。8月7日,深交所发布1992年度《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 000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办理有关事宜,一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每个认购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
公告一出,深圳邮局当即被雪片般飞来的身份证淹没,其中最大的一个特快专递包裹有17.5公斤,里面是2 500张身份证。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两日内一下子涌进150万人,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30多元,黑市竟炒卖到200元。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从7日下午开始,全市300个发售点就排成了长龙,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松手,深圳市内到处弥漫着难以分辨的恶臭味。
9日上午,抽签表准时出售,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各发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两天两夜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了抽签表。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发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
事后的调查表明,抽签表的发售工作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统4 180人,各发售点平均私分私购达44.6%—很多知情者认为,事实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比例。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之后的四天内,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几乎跌去一半。深圳事件生动地展现出中国早期股市灰色、暧昧和野蛮的一面,它直接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证监会首任主席为刘鸿儒。
《激荡三十年》之二十六
百万股民的空前热情、股市的暴涨狂跌,乃至发生在深圳的舞弊事件,让决策层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股票市场这个金融工具的可利用性。当时,全国民众的银行储蓄已经超过1.3万亿元,成为一只随时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的可怕的“笼中虎”,而中央政府的财政则十分拮据,几无可能对国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提供帮助,而股市的火暴让决策者们突然发现,这可能是拯救已经陷入泥潭,而政府无计可施、无血可输的国营企业们的最佳手段。一些经济学家纷纷献策论证,认为,“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营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在此之前,“冒险上市”的企业几乎清一色是沪深两地的中小企业,各大型骨干企业避之唯恐不及,而现在,事实让人们一夜之间转变了观念。证监会成立后的第一项重大决策是,把两市的上市指标权“上缴”中央,证交所再无决定权,从此后,上市指标变成了“资本输入”的代名词,证监会成为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
深圳舞弊事件爆发期间,一位名叫吕新建的自由撰稿人目睹了惊心动魄的整个过程,他以“吕梁”为笔名写了一篇很生动的新闻通讯《百万股民“炒”深圳》,被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不少媒体采用,很是让他赚了一笔稿费。也是从此开始,吕新建成了深交所里的常客。谁也没有想到,十年后,以“吕梁”行名的这个人将成为中国股市最凶猛和神秘的“庄家”。
另一个在此次认购大戏中获益的,还有远在乌鲁木齐、靠开彩印店起家的唐万新。从1986年起,他搞过服装批发,办过挂面厂、化肥厂等,都有亏无盈,直到1990年开始做联想电脑和四通打印机的代理生意,才赚到了钱,这年初,他注册成立了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深圳的发售公告一登报,他就嗅出了金钱的气味,于是,他花钱一下请了5 000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义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这些人一排就是三天,领到的抽签表很是让德隆公司赚到了一笔钱。从此,唐万新迷上了“来钱最快”的股市。十多年后,他叱咤风云,构建起一个总资本高达1 200亿元的“沙地上的帝国”。
在中国股市雏形初成的时候,丑闻就已经如一道无法摆脱的影子随身而至了。4月,深圳最早上市的“老五股”之一原野公司爆出大股东彭建东恶意操纵股价事件。
彭建东的起家极富传奇。1982年,32岁的彭建东还在深圳的贫民窟里向往着好日子,他后来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说:“我经常带着妻子出去,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在一顿好饭上。”1987年,善于钻营的彭建东组建深圳市原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50万元,其中两家国有企业占股60%,港资20%,他和另外一个人各出15万元,分占10%,而他的钱则是向香港的一位舅舅拆借来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原野完成六次股权转换,最后一家国营企业占股5%,彭建东控制的香港润涛公司占95%,他此时已摇身变成一位“知名的外商”。1990年2月,原野成为深交所最早上市的五家公司之一,在上市招股说明书上,董事长及主要股东一栏中居然都找不到彭建东的名字。在此后的两年里,原野公司11次变更股权,屡屡发布诱人的投资预期,导致股价节节上升,彭建东则多次乘机抛股套现,在1990年6月到9月间,就向社会转售法人股1 843万股。彭建东成为南粤的资本明星,他用560万美元在香港购置了一幢华贵的滨海住宅,还出4 400万港元在半山买下一栋日式花园别墅,在他的边上住着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这个贫民窟里出来的穷小子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他“过好日子”的梦想。
1991年年底,管理层发现了原野的操纵股价问题,调查结论认为,“原野问题的基本线索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境外,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这是一个投机取巧钻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1992年4月,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公告,向公众披露原野问题。
遭到质疑的彭建东铤而走险,他分别起诉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并频频在香港媒体上质疑管理当局的做法。矛盾由此变得公开化。人民银行宣布原野的大股东香港润涛公司将原野的1亿元外汇资金转移境外,还有2亿元的贷款逾期未还。7月7日,原野成为中国证券史上第一只被停牌的股票。
原野被停牌后,彭建东便失踪了。8月,他辞去公司的一切职务,据《证券市场周刊》披露,“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香港的一家中资机构接管了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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