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山西商人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晋商控制了几个重要的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到了后世的21世纪仍然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在后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著名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山西平遥民居，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后世数十年后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诊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诊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海内最富的标志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县城的发展市肆繁华不下江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谈的，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诸多的票号、商号，这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咸丰三年（1953年），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书中说：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各家有资本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那么山西人是怎么样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的财富呢？
  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西票号跟清朝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是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归化城，归化城就是后来的张家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象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库仑、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再往北走到达沙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皇帝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满州里、恰克图、塔尔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场。比如在恰克图，通过蒙古草原有一条中国通向欧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质经长江、运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赊旗镇，经过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晋中—太原—雁门关—黄花墚—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4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000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00箱”。“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页）。恰克图市场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换额大约为100万卢布左右，1765年前后（乾隆中期）增至200万卢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达到300万卢布以上，1796-1920年（嘉庆年间）增至600万卢布以上，道光咸丰年间持续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为例，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商品，仅茶叶一项达12万箱（每箱100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