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日，九十师和第一师，再赶到甘谷驿（延安东约八十里）。二十九日，第一师沿甘谷驿通延川的大道行进。九十师担负着对第一师的掩护任务，在第一师北侧比较危险的山梁上行进。这一天，九十师遇到了解放军小部队和民兵武装的射击，行进屡屡受阻。等到他们的先头部队展开攻击时，解放军立刻从一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再施阻击。解放军就这样的或出或没，更番阻击，使得胡军且战且走，行进迟缓。直到三十日，九十师才到达了延川，因等候兵团的其他部队，又再停留了一日。到四月一日，九十师和第一师到达清涧时，刘戡兵团也到达了清涧以南地区。他们在延川、清涧间，根本找不到解放军的踪影，而各部队所携粮食已经吃光。
  当天晚上，他们说接到了胡宗南的命令，要他们两个兵团由清涧折转西进；再向永坪镇、瓦窑堡之线“扫荡”；企图把解放军的主力赶向北方，尔后与由榆林方面南下之二十二军，在无定河边的绥德会师。
  依照这样的企图，四月二日，董钊兵团以瓦窑堡为目标，刘戡兵团以永坪镇为目标，同时由清涧西进。董兵团于第二天到达瓦窑堡，刘兵团也到达了永坪镇，沿途空荡荡，“扫荡”说告扑空。
  胡军“所向无敌”，但与解放军见面无缘，始终解决不了问题。胡宗南接报后，乃命令留一个旅驻瓦窑堡，而以两兵团的主力，续由瓦窑堡北上，向绥德前进。
  四月五日，董兵团开始北进，当天到达王家湾。刘兵团因等候补充粮食，六日才北开，在永坪以北地区，却遭到了解放军的尾击，立即停止前进，并要求董兵团回援。于是，董兵团于七日说由王家湾折转南下，于八日半夜赶到永坪与刘兵团会合。
  胡宗南的两个兵团，团团乱转，经过东西南北的几度回旋，始终没有找到解放军的主力。他们每天爬山梁，睡野地，啃于粮，有时甚至要挨饿，被拖得精疲力倦。干部怨言纷起，士兵逃的病的，也日渐增多。他们所到之处，搜粮食，抢东西，不论大村小户，无一幸免。连老百姓家里的锅碗瓢勺，都被他们打碎，纪律之坏，无以复加。在这种情形下；胡宗南迫得把绥德会师的计划推迟，而让董、刘两兵团以四月十日回到皤龙（在延安东北约九十里）去补充粮食。
  他们回到幡龙就食之后，又经过四天时间，每一天，前线派出侦察部队，后方派出侦察飞机，出尽办法，仍旧找不到解放军的踪迹。这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胡宗南的低能，更重要是因为边区军民一心，坚壁清野、封锁消息的功夫做得彻底。
  这时候，胡宗南根据他的总部的无线电测向台的侦察结果，判断解放军主力仍在瓦窑堡西南方向。于是，又命令董、刘两兵团集结在蟋龙以西地区，从那里向南向北，．再来一次“扫荡”，企图躯使解放军主力北撤，然后与由榆林方面南下之二十二军，在绥德会师。
  四且十三日，董钊和刘戡又率领着九个旅，在皤龙以西地区，铺开几十里宽的正面，刘戡兵团在右，董钊兵团靠左，开始向北“扫荡”。
  行动井始的第一天，九十师在最左翼行动，在前进中只遇到解放军小部队的阻击，由于山多路小，一天只前进了三十里。第二天继续向北攻击，便遭遇到解放军在厂大正面上逐次阻击。董钊因为在各师正面上都发现了解放军正规部队，判断可能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立即发出通报，而各师行动谨慎，并规定每小时用无线电话机互相联络一次。
  各师对于董钊的规定反应不一，比方九十师师长陈武，就以极骄傲的口气对其参谋长说：“这下子可把共匪的主力部队兜住了。咱们为寻找共匪主力，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现在好容易追上了，却说胆怯起来，为了取得联络，每小时停顿一板，这要耽误多少时间！这不是故意放走共匪的主力部队，要它跑掉吗？真他妈的令人恼火！这样的胆小鬼，还能同共产党打仗！”
  可是活犹未了，在前方山头上已有几梭子机枪打了过来，在前面的五十一师六十一旅也传来报告说：该旅遇到共军强有力的阻击，前进困难，而处于右翼的董兵团第一师，行动比九十师更迟缓，故九十师也不敢突出过远。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搞了一天，只前进了二十里，比前一天的速度，说减了三分之一。
  第三天，董兵团继续北进，速度和第二天差不多。第四天，亦即四月十六日，下行四时左右，九十师进至凉水（瓦窑堡西南）东北约二十里左右，据报当面解放军分向以西、以北地区撤去。胡宗南即命令原来留驻瓦窑堡之七十六师的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向南出击，以策应该兵团南北夹击解放军主力部队。
  该旅奉命向南，行抵羊马河（永坪西北、幡龙东北）附近，便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解放军的突袭，立即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经过数小时的激战，该旅四千多人，完全被歼，旅长麦宗禹亦当场被俘。到此为止，胡军在侵占延安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已有两个旅被歼，两个旅长被活捉了。当麦宗禹的一三五旅遭受解放军突袭时，胡宗南曾令刘戡兵团设法援救，刘戡即令其最右翼的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派队驰援。其时，钟师的一六五旅与一三五旅只隔着两个山头，相距不远。但解碑军对于胡军这一着早有准备，决定加以阻击，一六五旅拼死拼活地才夺得了一个山头，又遇到另一座山头的解放军的阻击，一山胜似一山难，一六五旅想再爬过去，却无论如何达不到目的。该旅旅长李日基不断地受到上级的申斥，但始终无法完成任务。原来，吸引董、刘两兵团九个旅北进的，只是解放军的一小部分兵力，在羊马河围歼一三五旅的，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胡宗南及其两员大将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要拉就拉，要揍就揍，弄得晕头转向，结果，这一次的所谓“扫荡”，又白白送掉了一个旅。到第五天，董：刘两兵团因为所携粮食已经用完，又垂头丧气地折回幡龙，以解决吃的问题。
  一三五旅继三十一旅被歼后，胡军跌过知痛，气焰大杀，已不如过去那样嚣张，士气也随之低落，在官兵之间，畏战厌战的情绪也日渐增长，特别是在下级干部心中，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战争究竟要打到何时为止？”至于那些高级将领，虽然仍在高喊“剿共”，但多年来养成的骄慢之气也已消沉下去，表面上虽说不怕“共匪”，心底里实在惧怕“共匪”．同时，对于“胡先生”的指挥，也渐渐失去信心了。
  但坐镇在西安的“胡先生”，却还未吸取盲目乱动的教训，一味依靠空军的侦察浮报，和他自己的主观臆断，认定解放军部队已经北撤，并有被迫东渡黄河的企图。
  根据这个判断，胡宗南还是决定用南北夹击之法，要二十二军由榆林南下，董、刘两兵团则继续北上，双方在咸（阳）榆(林)公路要点的绥德会师，以迫使解放军东渡。于是，又作出如下的部署：
  （一）由整编第一师之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率领步兵一团、山炮一营（炮六门）及旅直属部队，坚守幡龙补给基地。并与绥安、瓦窑堡取得联系，确保咸榆公路安全。
  （二）董钊、刘戡两兵团约七个半旅兵力（计为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第八十八旅及一六七旅之一个团。整编九十师之第五十三旅、第六十一旅，整编第三十六师之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及配属该师的第十二旅），携带七天粮食，向绥德挺进。会同南下之二十二军，将共军压迫在咸榆公路以东、黄河以西这一狭小地区，寻其主力决战，或者驱逐其东渡黄河。
  策划决定，因粮食补充不及，胡宗南说命令各兵团一方面等候粮食，一方面抽出全部工兵，协助李昆岗的一六七旅，在四天内完成蟋龙附近的全部防御工事，以便于坚守这一补给基地。
  到了四月二十六日，胡军的两个兵团，说由幡龙出发了。
  按照实际距离，由幡龙到绥德，只有三日路程；但由于是大兵团行动，道路狭窄，行进中说不时遭到解放军小部队的阻击，他们走了六天，于五月一日，才到达绥德。
  他们到达绥德后才发现，它也和延安一样，只是一座空城！
  但董钊究竟是做文章的大手笔、所以说向胡宗南报捷道：“第一军五月一日占领绥德，毙敌甚多，残敌向东北方向狼狈逃窜。”
  五月二日，刘戡主张继续北进，完成与二十二军会师的任务；董钊则主张等候胡宗南指示及补给到达后，再定行动计划。两人意见分歧，各有想法。
  董钊向来的习惯是，每占一地，必先请示胡宗南，得胡允许后再作下一步的行动；但刘戡因为自从进入边区以来、侵之延安得首功的是第一军，进占绥德又是第一军抢了先，而二十九军在青化砭救援三十一旅，在羊马河救援一三五旅，都没有完成任务，一再遭受过胡宗南的申斥和痛骂，满肚子的闷气无可发泄，现在会师任务未完成，部队停留在绥德以南地区，又摆在第一军的后边，实在觉得面于太难看，。也怕再挨胡宗南责骂。因此，他向董钊建议：让董军在绥德等候给养，而由他率领二十九军，向绥德以北地区推进，一方面侦察敌情，一方面搜粮充饥。董宁他看破了刘戡的心情，因此请刘兵甲司令部搬进绥德城内，和他住在一起，并将两个兵团所属部队的驻地，重新划分：第一军部队驻绥德城及其以东地区，二十九军部队驻绥德城以西地区，并随即进行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