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共产国际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在决议中并没有提到。敌人诬蔑各国共产党，说什么他们是外国的间谍，这也有碍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手中的这张王牌就被打掉了。所采取的这个步骤无疑将巩固作为全国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各国共产党，同时也将加强以苏联为基地的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结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与此同时，按照议定的程序，20日、21日，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此时斯大林是比较着急的，20日他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说：“要不要今天将主席团的决议交去付印？要快一点公布。”由于通讯的原因，没有能够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在当天公布。但很快，5月22日《真理报》就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这是非常匆忙的，因为共产国际的大部分支部还没有反馈意见。5月28日，斯大林就英国路透社记者的提问作了书面回答。直到6月7日，根据各国共产党的反馈意见，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各国支部通过解散建议的决定草案以及给报刊的新闻公报稿。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所有（现在存在并有可能通知决定的）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及国际监察委员会解散。6月10日，《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43年6月8日决定的通告。6月12日，在斯大林住处召开了讨论共产国际解散的善后会议，决定在联共（布）中央特设国际联络部，委托其领导原共产国际的下属机构。至此，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正式解散。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可以看出：此事自始至终是在斯大林的指导和批准下进行的，它贯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图。从1941年4月开始酝酿，到1943年6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两次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大约有着战略和策略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西欧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而建立的，其战略总任务是“加速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经过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指导各国革命几经挫折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的缺陷已经充分暴露，这不可能不引起作为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针对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制定了建立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二是，提出要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共产国际的任务和职责的变化，说明共产国际的职能已经与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大不相同。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两大决策，是与斯大林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
  同时，这种领导方式的改变，是否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在潜意识中对共产国际历史价值认识的一个变化呢？共产国际这种领导方式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实际是削弱斯大林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换个角度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的战略考虑中，共产国际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是逐渐下降的，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苏联应对国际形势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了。
  第二，在时机选择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苏德关系明显恶化，斯大林不能不做应对战争的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为避免形成德国和其盟国日本东西夹击的局面，苏联与日本在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也是为此目的的一个措施。联系此后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扎哈罗维奇等讨论关于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时的谈话，斯大林分化德国与日本的关系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所有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从而可减少日本与德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可能性。当然，此举也有影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看法的用意，通过这一步骤，“资产阶级将失去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服从于某一外国中心，也就是说他们是懪淹綊这样一张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苏联在外交关系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虽然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战争的形势仍很严峻，需要盟国的大力援助；二是，拟议中的第二条战线迟迟不得开辟，苏联独立承担着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重担。从减轻苏联的战争压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击溃希特勒”的期望出发，亟需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因此需要与英美等国修好。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领导共产国际在世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是恐惧和担心的。斯大林出此举措，应是消除英美疑虑，改善与英美关系的一大努力。这也是他急于公布共产国际解散文件，共产国际在一个月间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背景材料二：国际情报组织与中共情报组织的合作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了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此时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延安城边的小砬沟，靠近中央警卫团驻地的地方，有一个“农村工作部”的机构。这个部的部长叫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她由任弼时直接领导。农村工作部不是农业机构，而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联系的机构。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
  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俄文名字叫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他是1942年5月来延安的，身份是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当时在延安还有一个以伊万诺夫上校为首的苏军情报组，后来为了加强合作，苏联又派来了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