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华都，找回在盛大失落的梦想不是唐骏唯一的责任。他来到新华都，已经做完了三件事情，运作紫金矿业上市，运作新华都购物上市，收购港澳资讯，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整合新华都旗下IT资源。
  港澳资讯除了为企业客户和投资者提供财经信息服务外，还为客户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这部分业务可能划入新华都信息科技。
  接下来的任务是布局十大产业。唐骏承诺，两年内，帮助新华都布局十大产业。在收购港澳资讯后，新华都将在百货、超市、地产、工程、矿产、旅游、IT、投资等十大领域布局。
  唐骏以10亿元天价转会曾引起业界质疑。他当时这样解释：自己一定会给新华都带来10倍于10亿元的价值。当时这句话不为人理解，现在唐骏正逐步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示这句话背后隐含的意义。
  Signing bonus
  唐骏加盟新华都，是中国首个“Signing bonus”成功案例。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IT产业迅速发展，急需传统行业的商业智慧，其中包括企业的运营、管理、战略定位、资本运作等各个方面的经验。IT行业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新兴行业，这样的管理人才处于紧缺状态。
  当时美国的环境并不利于传统商业智慧向IT产业流动。当时的美国传统行业，工作很稳定，薪金很高，很多高管都工作五年甚至十年，未来几年的收入可以预期，而IT行业风险大，许多公司在几年之后就烟消云散，也并不比传统行业（比如食品、零售、石油等行业）有钱，为控制成本，这也使得其薪资不见得比传统行业高。
  互联网企业大潮兴起之后，IT行业这种人才紧缺状况、这种商业智慧的饥渴状态更为明显。
  为了引进传统商业智慧，美国的IT企业及互联网企业最初采取了两种制度：一是在工资上尽量向传统企业看齐，二是建立了期权制度。因为IT企业成长迅速，期权会在短期内迅速升值，企业高管能在期内迅速致富。
  但对于传统行业那些保守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期权制度对他们并不具有吸引力：期权的兑现有许多限制，其中包括兑现时间，期内必须达到预期的业绩，如果达不到预期，则什么都得不到。
  为了让更多的职业经理人进入IT行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硅谷产生了职业经理人转会制度，这个制度被称为“Signing bonus”，意指签约之后这笔钱（或干股）就归属职业经理人，而没有预售时间与预售业绩的限制。
  当时最著名的例子是IBM的郭士纳。1993年他从RJR纳贝斯克（一家做袋装食品的传统企业），来到IBM的转会费为500万美元，全部为IBM股票，这在当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惠普总裁卡莉，其跳槽至惠普的转会费是3200万美元，全部为惠普股票。
  经过15年的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已经成为一种通常的制度，不仅大公司的CEO受惠于这种制度，总监、部门主管也受惠于这种制度。谷歌（google）就是一个例子，李开复从微软跳槽到谷歌，出任大中华区CEO，其转会费为150万美元。作者采访获悉，150万美元为现金。
  对于李开复来说，钱并不多，李开复更看中其他方面：一是中国市场的发展，二是谷歌的潜力，三是他个人想回到中国。
  职业经理人转会制度与风投制度基本产生于同一时期，两者相辅相成。风投制度催生了网易、雅虎、谷歌、AOL等一批企业，职业经理人运用传统行业的商业智慧，特别是资本运作手段，做大了这些企业，为这些企业带了更多投资。
  在美国，第一波互联网泡沫有风投的作用，也有职业经理人的推波助澜，网易、雅虎、谷歌、AOL都是这样被做大的。
  职业经理人困境
  “Signing bonus”在中国成功，有利于中国商业智慧的流动，改善了职业经理人的命运。两者互为因果，职业经理人命运改善是因，商业智慧流动是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地引进了风投制度，但“Signing bonus”制度在中国还处于缺位状态。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群落，他们大多来自传统行业，也有许多人来自IT行业。职业经理人的命运大多跌宕，离开“打工”的公司大多悲情。离开时，他们体验到的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痛。
  前用友CEO何经华较为典型。初识王文京，他们立志要将用友做成国际化的用友，做成中国的微软，要创造一段“比尔•盖茨与鲍尔默式”的佳话。当时用友向何经华承诺，年薪500万加部分期权。三年之后，何经华选择离职，工资拿到部分，期权却一分没有拿到。
  当年，何经华号称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没有料到其结局如此悲情。
  悲情出走只是一个结果，对于何经华而言，更痛苦的是三年之内为推行新政遭遇的重重阻力。为了推行用友国际化，何经华在用友内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被用友管理层认同，何经华的新政遭遇多方制约。
  职业经理人去了一家公司一般会有两种做法：一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二是配合原来的管理团队进行渐变。不变是不可能的，没有突破，凭什么体现价值、拿高工资、兑换期权。何经华属于前者，唐骏在盛大属于后者。
  在没有转会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受伤的一方总是职业经理人，公司可以在任何时候让职业经理人离开。在过去数年内，孙振耀、杜家滨、何经华、符标榜等先后离职。有些人离职后又找到一个新平台继续辛苦，有些人则从此销声匿迹。
  唐骏认为：转会制度的关键是让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有了转会费，公司得想办法让职业经理人发挥作用，如果随便让职业经理人离职，公司则会损失转会费。在这种保障下，职业经理人的意见会得到重视，能更好地实施自己的想法。
  除了转会费保证职业经理人利益，加速商业智慧的流动外，美国还以一种名为“职业经理人转会俱乐部”的组织加速商业智慧的流动。
  俱乐部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成员主要是企业高级管理人才，相互之间可交流；二是俱乐部同时是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交流的平台，可以通过俱乐部对人才进行考察，弥补通常考察的不足；三是俱乐部建立人才需求库与人才信息库，定期发布信息。
  中国尽管已经形成了职业经理人群落，但俱乐部却仍未形成。
  唐骏觉得，在中国，职业经理人还是弱势，强势的是企业。在国外不是这样，美国的一个软件工程师跳槽，可以得到“Signing bonus”，但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唐骏说自己为什么是标杆？因为他希望有一天，中国的职业经理人甚至软件工程师，都可以享受到这种转会费。
  年轻的退休者
  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造就了许多年轻的退休者，孙振耀是其中的典型。
  2007年5月31日，孙振耀从惠普全球副总裁、惠普中国总裁的位置上退休，时年52岁。当时还是微软大中华区CEO的陈永正评价说：“他还很年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现在，辗转近一年之后，孙振耀才出任海辉国际董事长，那是一家并不知名的软件外包公司。
  1982年加入惠普的孙振耀保持着两项令他自己骄傲的纪录——在惠普工作25年，是中国惠普任职时间最长的总裁（5年）。
  对于孙振耀的离职，中国惠普新闻发言人表示，孙振耀已加入“惠普提前退休计划”，此外没有其他原因。
  但在一部分惠普员工看来，孙振耀的退休与他和惠普CEO赫德之间的战略判断、管理风格以及个人性格差异有关。赫德注重数字和成本控制，风格儒雅、注重企业文化的孙振耀与此不符。
  赫德在惠普内部强化“左派”战略，主线偏向个人消费电子业务，比如IPG、PSG业务。而孙振耀主要擅长在“右派”领域，偏向企业级业务TSG，对“左派”业务并不擅长。同时，赫德正在推行“结果责任”的内部考评机制，比较务虚的孙振耀以及TSG在这方面缺乏亮点。
  赫德认为惠普的对手是戴尔、联想，孙振耀认为惠普的对手是IBM、微软，这是两人在惠普未来战略选择上的分歧。
  “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区在惠普全球架构中的地位如何设定，两人也发生了分歧。”一位惠普的知情员工称，赫德认为惠普总部应加强对惠普中国的控制，而孙振耀则相反，认为应该给惠普中国更大的授权。
  “以前，中国市场是发展中市场，与美国迥然不同，惠普总部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因此总部容忍孙振耀在任职期间将‘惠普中国’更名为‘中国惠普’；而现在，总部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成熟市场，在中国和在美国遇到的是同一批竞争对手，中国区毋须再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