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思是说，孙中山亲自把革命大任交给他，“教诲”和“期望”他以武力统一中国。救民于水火。对李宗仁作为当事人曾这样说：抚棺痛哭，掬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实在无此表演本领。
  文人也有用
  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认为凭借军事力量就能实现宏图霸业，没有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意义。后来，随着不断“革命”的需要和别人的建议，他才开始广揽社会名士，附庸风雅地与文人墨客相交接，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也能尽其才为己所用。
  邵力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交往甚密，而且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因而对蒋介石的帮助非常大，而邵力于本人也对蒋介石感激莫名。通过邵力子，蒋介石从苏联那早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军事援助。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中，蒋介石采取左右逢源的方法，从中渔利。他根据形势动变化，时而向左靠，时而向右摆。但是，不管是向左靠，还是向右摆，他都能左右逢源：在左派打击右派时，不为己甚，对右派留有余地，争得右派的谅解；在向石摆打击右派时，他仍然高喊革命的口号，甚至喊得更加响亮，使左派对他还心存幻想，继续受他利用。这样既左右开弓，又左右逢源的两面派手法，使蒋介石在当时尖锐的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凭借杂技艺术般的“平衡术”，捞尽好处，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在骨子里，蒋介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和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但是他又往往与这二者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此还不能使关系完全破裂，做这项斡旋补合作用的人就是邵力子。邵力子虽然有时也对蒋介石的某些反动行为有所觉察，甚至颇为反感，但又被蒋介石某些情辞慷慨激昂的革命行为所迷惑，因而对蒋倍加辅佐，许多苏联的援助都是他努力经办而来的。
  但是，是小鬼总要露出真面目的，邵力子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和丑恶灵魂，而且下决心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4月23日，邵力子借与共产党人和谈之机留在了北京，决定与共产党人合作，从此翻开了自己一生经历中崭新的一页。
  蒋介石本想借邵力子与共产党人谈判之机获得苟延残喘的时问，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天下归心，自己则仓惶逃到台湾，从此龟缩不出。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在用人中采取模棱两可，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的方法，从中求得“稳妥”，把握平衡，进而左右政局，统驭属下。但邵力子却还是弃暗投明，离他而去，而他也是江山尽去，偏安一隅。真可谓“机关算尽大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杨永泰比邵力子“强”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地区一户殷实之家。杨早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17岁时，考中广东茂名地区秀才。1901年，杨永泰21岁，考人广州高等学堂，开始接受正规的酉方教育，一年后，杨从广东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两年后，杨毕业回到广州、出任《广东报》记者、编辑。杨永泰文笔流畅。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很快就在广州小有名气。
  后来，民主立宪运动风起云涌，杨永泰利用手中的舆论阵地竭力地撰稿著文。为民主立宪运动摇旗呐喊。由于杰出的活动能力，出众的才华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他很快地就在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1908年，杨永泰脐身于广东省咨议局，成为该局一议员。
  同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杨永泰又率先加入中华革命党，并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讨衰斗争。
  后来，杨永泰投笔从戎，先任李烈钩西广护国军（第二军）司令部下属财政局长，再汪肇庆军务院财政厅长。
  政客的眼光
  杨永泰照此发展下去，是应能够青云直上，一帆风顺的。谁知他这人虽然思维灵活，但政治眼光短浅，缺乏预见。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国军政府时，指定杨永泰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长。杨永泰当时也满口答应。但后来，政学会骨干却对他说孙中山徒有声望，实际上却一点实权也没有，依附孙中山，还不如依靠西南的军事实力派。在这紧要关头，杨永泰错过了人生的绝好时机，拒绝了孙中山的盛情邀请。
  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西南军事实力派也纷纷依附。杨永泰眼见好日子到头，知道呆在广州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只好潜回上海，从此过上忧问默然的蛰居生活。
  扬永泰在自己的早期政治生涯中，跟随过孙中山，依附过西南军阀实力派，甚至投靠过北洋军阀，就是因为他这样游移不定，才使自己走上了政客的道路。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在派系斗争中，为避矛头，宣布下野，把一个最高位子留给军阀政客们争夺。结果，桂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汪精卫争得不可开交，而蒋介百则收渔人之利，又于1928年1月大摇大摆地返回南京，重新上台。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不听调遣依然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心烦不已。这时，杨永泰昔日好友，原滇军中级将领，此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了杨永泰。
  削藩之计
  对于杨永泰，蒋介石虽闻其名但未知其实，所以采用了无形赏赐的空头支票，而杨永泰则对蒋介石的“知人善任”感激涕零，决心为蒋效死力。很快地，蒋介石便觉得杨永泰的智谋与自己的宏图甚是合拍，这才委以重任，任杨永泰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于是杨永泰便向蒋介石和盘托出自己的“削藩”之策，为其解决心腹之患。
  第一步，把各实力派的首领人物上调中央当官，这叫“离窝毁巢”，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由中央行使上述权力。
  第二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生存资本。
  蒋介石听后大喜，把这一策略作为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决心依计行事。“消藩”之策果然行之有效，蒋介石以其为利器，首先挫败兵力强大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接着又连败冯玉样、唐生智等部。连伐连胜，蒋介石骄气益甚，气焰高涨，只有三年，蒋介石便心满意足地达到了自己“消藩”的目的。
  臭味相投
  消藩之后，蒋介石隐患除却，立即又想起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于是便从1930年10月起接连进行了三次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然而三次皆以失败而告终。三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的境况非常窘迫，不得不又一次的通电下野，引咎辞职。当然，这种被迫下野，蒋介石搞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是轻车熟路，面皮也磨得出了老茧，这种丢脸面的事情多做几回也无所谓。
  不久以后，蒋介石又一次爬上高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结果又是惨败。四次惨败，搞得蒋介石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真可谓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在这时，杨永泰又进言劝蒋介石应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进攻策略。蒋读后大呼痛快，眉飞色舞地说：“杨参议真乃我管仲、诸葛。前番参与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议又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妙策，我想‘剿灭共党’为期不远了！”
  而后，蒋介石便着手以杨永泰的谏策为辅，进行第五次“围剿。”杨永泰以秘书之职直接控制秘书处，总揽政治。由他负责的政治厅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新闻宣传方面，行营三厅组织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还组织了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和“文化标兵”。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反“明夷待访录”、“曾国藩剿捻事迹”和“汗血月刊”等书刊杂志，下发给与会将领，责其认真阅读，作出登记送阅，并随时派人考察。
  地方统治方面，实行军人独裁。蒋介石明令：凡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国民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地方上强化县长权力，拥有生杀大权。强化保甲组织，严格实行连坐制度。对根据地人民，则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开展救济民众活动，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由于蒋军的腐败，这些活动和措施，很快就变为泡影。对工农红军，南昌行营搞了一个“投诚归顺官兵立功奖励办法”。同时蒋介石还亲拟了一个“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在南昌行营高立两所感化院，对被俘人员给以集中训练，强迫这些人写反省笔记和文章，攻击马列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然后印出散发，大力宣传。
  对苏区农村，蒋介石的方针主要是“复兴农村”，行营颁发了“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试图解决农村这类纠纷。行营在江西等地区大办合作社，利用当地的手工业特产，贷给资金，把民众组织起来，拨款给各县的善后经费，行营规定一律移充为当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股金，不得用作其他开支。银行对农民发放空钞，实行薄利多销，对农产品也实行减免税费、运费。同时对根据地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行地乡绅等上下大小人等，组成一个网络系统，使之运转起来，全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