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说，将领如果是有才能的，国君不要干预他的行动，保证其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这样才能求得战争的胜利。在现代社会的从政发展中，一个领导者所要负责的事是十分复杂繁琐的。经营与决策，组织与指挥都是其分内之事。假如一切事情都要由领导者来处理，而不是实现部分放权，交给下属去做，纵使领导者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不要以为你把自己的权力分给下属些，下属就会认为你的才能低下，对你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相反地，如果你多给他们一些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机会，他们更会尊敬你，认为你有领导者的气魄与涵养，会更加心地无私地为你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清朝的康熙皇帝，据《清史》记载的“三藩之乱”时，占据台湾的郑经也趁机渡过台湾海峡，占领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消息传来之时，康熙皇帝正领着诸位皇子在畅春园练习射箭。闻报，康熙无动于衷，战况接踵传来，连台州也失陷了。皇子和大臣们都急切地等待皇上降旨；可康熙皇帝仍一心射箭，大家都颇感疑虑。回宫之后，康熙方才说出自己的道理：福建离京城数千里，路途遥远，消息传报费时；而且反叛的不仅仅是兵力强大的三藩，同时还有盘踞台湾的郑经，虽然丢失了这么多的地盘，但当地的官员也一定尽心尽力了。如果我在此时传令去责罚他们，他们非但不会心存愧疚，而且还会认为我不通情理。反之。如果不去责罚他们，他们会慢慢明白自己的作用，这时我再派兵去支援，一定会有所收效的。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权臣专政，而他则威信不存。后来，他用计杀权臣鳖拜，整顿吏治，巩固边防，成为清朝历史上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单从他统驭臣下的招术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治政与谋术的高明。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皇帝都是藉借充分发挥臣子们的才能而建立起自己的功业的。
  集思广益，激发大臣们能力的发挥，这样才能把皇帝解放出来，更好地起到一个领导人的作用。领导应该能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严以律己，作臣僚下属们的楷模，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统御力和凝聚力，有时甚至直陈自己的错误，下一道对自己痛加切责的诏书，并专有名称，叫“罪己沼”。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的确有的皇帝把国当“家”看待，兢兢业业，要治好这个“家”，不排除有的最高统御者是真心“罪己”的。汉武帝刘彻发布的“轮公罪己沼”似乎就出于真心。在这之前，汉武帝曾一度利欲熏心，声色犬马，四处猎枪，官观神仙，无所不好，搞得国衰民贫、把自己也折腾得面容憔翠，无精打采，朝政自然也就跟着荒废了。这时的酉汉王朝确有亡秦之迹，然而却最终幸运地末重蹈秦之辙。相反地，一度萧条衰败，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蓬勃生机，国家又迅速变得富强起来，而这一良性循环态势得以产生的关键就是汉武帝能够“晚司而改过”。他在深刻反思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我检讨，说：“自我即位以来，行事狂悼。愁苦姓，悔犹不及，今后但凡伤害百姓，浪费资财的举动，一律禁绝。”与此同时，他还专门发布“罢轮台屯田罪己沼”，作自我批责说：轮台在京师以西一千多里，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屯田，必然又要扰民，使其不能更好地休养生息，我不忍心这么做。他宣布今后不再对外用兵j提出要“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劝劳”，要“思富养民。与民休息”。综观其一生，少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晚年又能以极大的勇气悔过罪己，痛改前非，自新不息，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古代把皇帝的脸面叫作“龙颜”，可见对其重视程度。同时，现在也有人认为领导者的面子比普通职员的面子更重要。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该加以保护和维持的不是领导者的面子，却恰恰是下属的面子。对待下属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犯错误，并在他们出现失误之后设法保密以保全其面子。这样，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一名坦诚无私，易于接近的领导者，认为你善于体查人意，同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会更加卖力地工作。对下属采取宽松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自己也采取一种宽容忍让的态度，而应该求全苛责，认真发现自己的失误和错处，勇于承认，勇于向世人公布，不要总是顾惜着你自己的面子，这样才能心有所安。
  崇祯的罪己诏
  但是，也有的统治者的罪己，并不是真的严于律己，责己谨严，剖白自己，而是加强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方法。“罪己诏”是用来给手下人看的，当他们看到皇上颁布这样“深刻地”检讨自己过失的文字时，就会更加坚定他们“皇上圣明”的信念，更加自觉地为皇上效忠。这样的罪己，并非真心；所说的一切，是否作为实事去办，也无人敢去督查，改与不改只有鬼才会知道。正因如此。“罪己诏”又何妨多下几道。据说明朝的崇帧皇帝自我批评的精神最为强烈，隔三岔五，就有一道“罪已调”公布于众，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刻”。然而诸种过失也只是说说而已，根本不去想着如何改进，结局是终于在李自成农民军逼近京城之际，下完了最后一道对自己严辞切责的诏书。怀揣着它，于公元1640年3月18日，爬上煤山，自溢而亡。两天以后，人们在其衣袖内发现沼文，上面写道：“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方圆兵法(兵法三)
  风云变幻的政坛
  波诡云谲下的“从容”
  我不喜欢政治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曾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
  但是，权力欲和野心都特别强烈的他怎肯在旧中国的政坛上默默无闻地作一个小字辈呢？不过，出身没皮无赖的他要想在当时军阀割据称雄。诸路豪强各显神通。的混乱时代里求得出人头地，其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个难题却没难倒蒋介石。综观其一生政治沉浮的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可因可点的突出政绩。但其统御下属和打击竞争对手的方法和手段却令人叹为观止。他实在是无师灵通的高手。视政治与地位为生命的蒋介石，又转而信奉“政治的灵魂在于权谋”，其真正的能事全在于善长搞政治阴谋。
  蒋介石丢面子
  熟知旧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在这次事变中，爱国将领张学度和杨虎城软禁了一直对日妥协退让的蒋介石，逼迫蒋介石通电抗比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与共产党联合。后来，经过中国共产党从中周旋，蒋介石答应举兵抗日，张、杨二人也放了他。但是，蒋介石怎肯把自己受迫之中发的誓言当作一回事。安全抵达南京后不久，他就又翻脸作色，对日且打且退，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上。正义在流血，狰狞在狂笑，令蒋介石更加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在西安渡过的仿如牢狱般得被困生活，更加仇视自己这段很丢面子的经历的创造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经和他八拜结交，对他自然不能太过分，否则会有失蒋介石这个国民主席的身份；而杨虎城既不是他的嫡亲，又对他屡加冒犯，触怒天颜，自然是不能饶恕，须严惩不怠。于是，蒋介石又展开其独具特色的手段，惩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自己的“大不敬”，做到杀一撒百。
  小人得罪不得
  上天、杨虎城正和秘书夫妇二人及一群孩子在家中闲聊，忽然一群蒙面歹徒闯进屋来，举枪便射，屋中老幼顿时都倒在血泊之中，无一人生存下来。大家心照不宣，主谋者是谁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又好好动了一番脑子。西安事变后不久，蒋介石电邀张学良飞抵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张学良不顾众将官的阻拦，带着对蒋介石的幻想登上了飞机。当周恩来得知消息赶赴机场阻拦时，张学良乘坐的飞机已经升空而去，而张学良的悲剧便从此开始。一下飞机。蒋介石便把张学良软禁起来，不见天日，直到叨年代，身在台湾的张学良仍然未能获取全部的自由。昔日弛骋沙场的少帅变成了蒋介石政治权谋链条上的牺牲品。
  张学良，1901年出生，其父为牵系军阀魁首张作霖，张学良为长子。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兵败往关外退回，因为没有满足狼子野心的月本人的全部侵略要求，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业，统帅东北军。成为当时世人瞩目的焦点。年轻有为的张学良从此卷人了旧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之中。
  张学良感到了从三个方面而来的强大压力：首先是日本人，他与日本人是国仇家恨合为一体，刻骨铭心。但日本人势力太盛，且对东北极欲鲸吞蚕食，不能当面对抗，只能巧与周旋；其次是苏联，张学良与其父一样，是反苏化的，在政治上与苏联对立，而苏联又在遗留的中东铁路问题上有利益，苏联有新锐之气，也是个大威胁；第三是南面的国民党，张作霖就是败在他们手上，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样对讨他张学良。考虑再三，张学良决定不投靠日本人，那样会被人笑掉大牙的，更不能依附于苏联人，那样不但与自己的一贯宗旨不合拍，还会招致日本人和蒋介石等一大批反赤色苏联力量的群起围攻。三条路死两条，他只有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