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作者:田秉锷    更新:2021-12-04 04:53
  其一,在欧风迅猛、西人东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东方国家为谋自强,能否绕过“政治改革”,只靠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达到“现代化”目标呢?
  中国与日本,走着不同的路。
  中国清朝统治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五十余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体制不变;“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伦理不变;皓首穷经,学优则仕的科考制度不变;春种秋收,渔樵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变……所变者,仅仅是“师夷长技”,学着洋人造洋枪洋炮。这,就是风靡中华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明了“洋务”不能救中国,“师夷长技”不足以“制夷”——莫说“西夷”,连“东夷”也奈它不得。
  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凌。从嘉永六年(1853)美国人培理率舰闯入江户湾,到次年日人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再到1858年被迫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人在强敌面前都没作无谓的反抗。积聚着仇恨,也积聚着智慧,终于他们在“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废除幕府,开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维新”。“天皇”虽然保留下来,但议院建立了,宪法公布了,教育、兵制、新闻、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仅仅积二十五年“维新”成果,原本小于中国、弱于中国的东方岛国一跃而成东亚强国。强大的日本,甚至连西方列强的扩张、侵略意念也继承并发展了,于是侵占琉球,图谋朝鲜,垂涎台湾,问罪中国大陆。
  中国与日本决胜黄海时,不单是海军对海军的较量,而且也是学习西方成效的验证。日本学西方,学其“技”,更学其“道”,故“维新”推动了社会进步、国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志的国家精神与上下一力的国家体制。中国学西方,学其“用”,弃其“体”,并将这种貌似辩证的二元论归纳为“中体西用”,即张之洞氏后来提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使偏废”。结果是政治落后,吏治腐败,民心涣散,军威荡然,庞然大国,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给中国人亮起一盏红灯:仅限于军备建设的单项改革是没有保障的,回避政治改革,怎么绕,也上不了富民强国之路。
  其二,历史上的中华大国习惯与弱邻相处,于是有藩邦依附、万国来仪的尊贵。日本强大,中国多了一个强邻、多了一个心存觊觎、难于相处的强邻。家可择邻,国不可择邻。如何与强邻相处呢?如何将和平外交与加强军备协调统一呢?
  甲午战前的中国朝廷,从未思考过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盲目自大,使中国人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败局已定,又在朝野诱发了恐日病、媚日病。
  回顾历史,甲午前的中国,沉睡于“昨天”的战备,蒙昧于“明天”的战争;有大国心态,但无大国攻防;即便洋务运动催发了海军建设,却并未改变中国的“陆防”与“陆战”惯性思维,纵览从华南虎门炮台到辽东旅顺要塞的万里海防线,全是作“陆防”经营的。有北洋海军,仍然不争黄海制海权。结果,敌人从海上来,一场近在中国陆防线的海战,便在中国人理念中的“境外”决定了胜负;恐惧扩大开来,连中国军队久练久熟的陆战,也打一仗败一仗。因而,甲午中日之战最鲜明地印证本书“大国无兵”的主题。
  当代有一句流行语:与狼共舞。
  中国与日本为邻、与坚持“军国主义”的日本为邻,肯定是“与狼共舞”。
  知道怎么防狼、打狼,有火把,有枪,有壕堑,有篱笆,有专职牧羊人值勤,并有待时而动的长效斗狼机制。
  羊有羊的草场,狼有狼的山林,尽管羊与狼不共戴天,但也要给狼留下它的生存空间。狼吃狼的肉,羊吃羊的草,能如此,最好。
  在不能选择邻居、且又不能改变邻居的前提下,中国人最保守、最保险的选择是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前提下,保有与境外威胁总量相持平的战略威慑能力及战术抗衡能力。让再疯狂的敌人都清醒:进攻中国,无便宜可占。在以上条件满足的同时,当然还应配置最准确、最及时的战术预警体系,并具有组织最快反应、最有效打击的能力。倘能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即可无虞。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朝野基本上是以“无知”、“无备”的状态,被动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以及战争耻辱。
  百年反思,于谴责“侵略”之外,我们还应对清政府与清军队的“不作为”予以谴责。
  养兵千日,养官百年,除坐糜廪粟外,一无所用,这或是王朝气数将尽的信号。
  [注释]
  ① 吴永《庚子西狞丛谈》P107。
  ② 《扬子晚报》2001年5月31日《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
  ③ 罗尔纲《淮军志》。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P9。
  ⑤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213。
  ⑥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2。
  ⑦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3。
  ⑧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1、P24。
  ⑨ 《清史稿·高继善传》。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355。又据《中国近代海军史》为252人。
  “高升”号载兵1100多人,除获救者外,余皆牺牲。诸书皆说牺牲者700多人,不妥,故本文定为八百多人。
  第六篇:“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庙堂大舞台,年年有好戏。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正月初一(1月31日)清晨,一道特殊的圣旨自皇宫大内飞传天下。
  有人说:“大清国要换皇帝了!”
  这说法不确。不是“换皇帝”,而是“立皇子”。奇在这“皇子”不是为现任皇帝光绪立的,却是为死去二十六年的同治帝、即“穆宗毅皇帝”立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十分明显:“皇子”(又称“大阿哥”)这位“准皇帝”是专为“抢班夺权”而立。
  圣旨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的,谁又知道他心中的痛苦呢?
  高兴的人不少。慈禧太后高兴。端郡王载漪更高兴,因为这位“皇子”溥儁正是他的宝贝儿子。想到自己不久即成“太上皇”,载漪的麻脸上绽出笑容,原本细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年初一浸晨,他便命令仆人:“各国公使必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坐等一日,外国公使无一人至。初二日,载漪仍命仆人备办茶点,至夜又寂然无客。初三日,复命备茶点,空等一日,门前冷落如故。载漪不再瞎欢喜了,由喜生恨,他开始捶胸顿足:洋鬼子,该杀该杀!
  外国公使不贺“大阿哥”为皇储,自有他们的道理。当时李鸿章曾询问各国公使:“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众公使皆言:未悉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①
  自从受了各国公使的漠视,载漪便生出了对洋人的不共戴天之仇。凡有满汉官员谒见他,载漪都会问:“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复问之:“汝欲剑仙、侠客何用?”载漪答:“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可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斩尽杀绝?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②
  志其事者,每因谒者之建议,慨叹“一言丧邦”。谁能断定,这“谒者”不是在“戏言”戏说?
  “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可用,国家之福。”③ 义和团们何曾料到,他们的革命性是被端王爷发现的呢?
  借助“群众运动”,打击私敌,谋取私利,这是端王爷们的发明。群众发动起来了,这等于大河的口门打开了,或森林大火点着了。只不知,这水将淹谁,这火将烧谁。
  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一直处在潜伏状态的“义和拳”(又称“梅花拳”、“金钟罩”、“大刀会”、“义和会”等)突然以十分张扬的姿态,活跃于山东各地。
  “地下组织”啸聚于光天化日之下,这要归功于一个人、一句口号。
  这个人,即山东泗水县人朱红灯。这句口号即“扶清灭洋”。
  “义和拳”的前身,即嘉庆年间出现的民间组织“八卦教”、“白莲教”以及同、光年间出现的“大刀会”。这些团体并非真正的宗教教派,而是以“反清”即推翻清朝统治为最高目标的准政治团体。“反清”即大逆不道,罪在不赦。屡经镇压后,这些组织的散兵游勇便纷纷加入到太平天国、捻军及各种名号的反抗团队。虽然“反清”任务艰巨,“复明”前途渺茫,但“反清复明”的口号在渐传渐弱中仍然表现了一些汉民族主义者的韧性。
  一百年,几代人,“八卦教”、“白莲教”、“大刀会”只有既改名称又改口号,才能适应新的生存。
  “义和拳”,不再是一个“拳种”的名称。“反清复明”的遥远梦想,及现实重压下的绝望与渴望,促使着这些练拳人走到一起,筑一个“坛”,拜一名“老师”,推一名“大师兄”,又一名“二师兄”,几十上百人的贫弱者因结伙而强大、而膨胀、而有了为所欲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