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日（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八日（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五月十九日（6月27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
  签约第四天，即五月二十二日（6月30日），桂良、花沙纳才将条约文本进奏咸丰皇帝。无奈中，咸丰帝在每一件条约文本上朱笔御书“依议”二字。
  一一扫视，《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中英天津条约》56款，附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42款，补遗6款。四约合计，共147条款。择其大端，主要为：
  一、各国公使常驻京师（北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府（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十处为新的通商口岸。
  三、外国人凭“执照”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游历、通商；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驶入长江及各通商口岸。
  四、扩大领事裁判权。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中国不得过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争讼，须在领事官监督下由中外双方官员“会审”。
  五、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六、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赔偿法国白银200万两。
  七、鸦片允许进口，征税销售。
  俄国除享有与英法美同样的利益外，还在《中俄天津条约》里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这就为俄国已经掠夺、将要掠夺的中国领土的主权变更埋下了法理性伏笔。
  中国吃了大亏。在列强的联合威逼下，向世界强权集团作出让步。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不枉吃一堑，长一智。可怕的是，吃一堑，增一愚，清政府一定要用他们的外交错误将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本节主人公僧格林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外交前台。
  僧格林沁（？—1865），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旗（属内蒙古）蒙族人。其父毕启，为四等台吉（旗长助理）。嗣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嘉庆帝女，无出，故选僧格林沁入嗣。因为这层关系，他在道光五年（1825）袭封科尔沁札萨克（旗主）多罗郡王。道光十四年（1834）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出入禁中，最被恩宠。咸丰初，率蒙古骑兵拱卫京师，与太平军、捻军多有大战，因而“威名震于海内”。咸丰五年（1855）加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并擢其子为二等侍卫。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国专使齐集大沽口海面时，咸丰帝似乎就有了一丝危机感。四月十一日（5月21日），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率军进驻通州，督办京师防务。前一日，大沽口已经失陷。鉴于时局激变，四月二十三日（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事防务。与此同时，桂良、花沙纳开始了与四国使节的天津谈判。在这个敏感的和谈时段，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担负着国防预备队的作用。条约续签，列强撤退，僧格林沁始于当年七月由通州移师海口（双港），通盘部署以大沽口为中心的国门防务。
  有几个底线性的认识，应当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
  其一，僧格林沁爱国；
  其二，僧氏仇洋蔑洋；
  其三，他有建炮台、设水师、增强津门防务的辛苦作为。
  “作为”就比“不作为”强，这是僧格林沁与叶名琛的巨大差别。以建炮台为例，僧氏上任后不但修复了被毁的炮台五座，增置重炮数十门，轻炮上百门，而且从天津到山海关海防一线，也都一一加筑了炮台。如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等地，经人督修，一年间便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半月形海防壁垒。因而从传统海防的意义上评估，僧格林沁还算尽心尽力。
  问题出在他的战争观或外交观上。他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中西方的冲突，于是以“主战派”的硬汉子形象打响了大沽口守卫战。守卫战胜利，僧氏赢得了举国英名以及朝廷的“御用珍服”之赐。但他不明白，选择战争就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当一次“小胜利”引发“大报复”的时候，僧格林沁既缺乏大军事家的战略应对、又缺乏大外交家的纵横开阖，终于在被动挨打中将国家拖入灾难。
  且看咸丰九年（1859）春夏之交的外交形势。依据上年夏天的续约，英、法、美三国使节都应在咸丰九年五月到北京“换约”。按“国际惯例”，这是极正常的事。问题出在进京路线上。因为僧格林沁已在海河口层层设障，将大沽口变成了军事禁区，一般商船都无法通行，护送外国使节入京的西洋兵船更不宜在此通过。军事禁区不准通行，这不但是“国家权力”，而且也是“国际惯例”。两个“国际惯例”撞车，照理可以坐下来协商。
  英法联军司令是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此人为上年天津签约时的主要谈判代表，向以横霸闻名。当美国公使同意按清方指定路线，即绕行北塘进京换约时，卜鲁斯与法国公使仍然无视中国主权，坚持从大沽口入京。为此，卜鲁斯命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强行拆除大沽口内的木筏、铁柱。
  这是一个外交难题。
  英、法联军虽有“数千人”，但他们的主要使命的确是护送其公使入京。至今为止，公私档案都没有披露出任何“侵略中国”的“蓄谋”。
  但他们又确实不顾禁令借助炮舰，硬闯了中国的军事禁区。
  僧格林沁受命戍边，他有权力作出自认合理的军事部署。
  但在传统的通商口岸大设军障，阻绝一切交通，这又只能视作短暂性或戒严性行为。
  面对难题，聪明人用智慧，愚蠢者凭意气。
  历史证明：卜鲁斯是愚蠢的，僧格林沁也是愚蠢的。
  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清晨，旭日冉冉，海风徐徐，乘着退潮水浅，何伯将军命令大约600多名英国士兵和工程师赶赴海河入海口清除清军设置的水中障碍物。
  大沽口南北炮台上的清军官兵，则默默注视着洋人的活动。
  半天过去了，双方相安无事。
  过午，正当参与清障的英军士兵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奋力移动时，大炮响了，炮弹落在英军人群中。另一批炮弹则飞向了海面不远处的英国旗舰。
  这一次，是中国人先下手，英国人仓促应战。炮战到黄昏，英法美兵船退败，他们的损失是：沉炮艇三，伤炮艇三，死亡484人，何伯亦受了重伤。奇 -書∧ 網中方的损失是：直隶提督（从一品）史荣椿、大沽协副将（从二品）龙汝元以下36名将士阵亡。史家说战，谓“英将卜鲁士率兵舰再入大沽口，僧王督马步军御之，英军大挫，歼其领队，英人不得已求如沪约。”·輦·輷·訛 其实不确，因为这次战斗骑兵与步兵基本未动，是大沽口炮台的炮兵发挥了作用，而且是偷袭或突袭成功。王闿运《独行谣》一诗，涉及大沽口之战。“帝患群议淆，和战互从臾。赐酒祝战胜，圣心得窥觎。赫赫名王将，托之乡练夫。全胜不能武，公侯空守株。”王氏批评僧王胜之不武，原因即在僧王用了骗术。该诗注谓：“夷舟入，见陈兵，问之，曰：‘团练也。’‘欲战乎？’曰：‘本备他盗。’‘闻女僧王安在？’曰：‘不知也。’于是拔桩直入，伏炮起，击沉其二舶，损其二舶，其余十舶出口去，停东海岸半载，买马习陆战。”兵不厌诈，僧格林沁初守大沽口，即以诈术突袭得手。
  不论如何定性，大沽口胜利都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列强最大的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欢庆。消息传到伦敦，朝野震动。而当咸丰帝与满朝文武沉醉于对中国军力的乐观估计中时，英国出于报复，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远征备战。
  僧格林沁陶醉在大沽口的胜利中。他一生也不会认的账是：
  大沽口的突袭战，至多是一次战术胜利；除了暴露中方的军事实力、显示中方的信义缺失外，这种战术胜利还导致了中国的战略颓势。
  关于“信义”的话题，过去一直是受侵略一方最有权利对侵略一方施以严厉谴责的单方面话语。历史文献披露，事实并非如此。
  叶名琛不守“信义”，已获证明。
  耆英不守“信义”，以两面手法办夷务亦有铁证。
  基于与清朝夷务大臣的来往经验，英国人不信任清政府的诸多承诺，这也是见于文案的。
  就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君臣的言行为例，人们并不难发现愚弱者的狡猾善变，要“天”许半个，翻脸不认账。
  例如咸丰九年三月初八日（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载垣至天津双港军营视察，当谈到上海修订关税谈判已经结束，今年洋人还要入京换约时，载垣吩咐：“假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www奇Qisuu書com网，仍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所为。”“悄悄击之”，就是突然袭击；“乡勇所为”，则是死不认账。两个多月后僧氏对英军实施突袭，原来是按朝廷秘密指示办的。
  而那位主持签订了“天津条约”，又主持了上海关税修订的钦差大臣桂良，对“条约”的约束力也视同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