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作者:田秉锷    更新:2021-12-04 04:52
  《大国无兵》
  作者:田秉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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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有国,必有兵。
  有大国,必有强兵。
  养兵,兵不能战,是谓“无兵”。
  任将,将不能胜,是谓“无将”。
  弱兵,则国危;无兵,则国亡。验之于古,证之于今,无一国可以例外。
  一部中国近代史,屈辱百年,让中国人饱尝“大国无兵”之痛。痛定思痛,每一个有国家忧虑感或责任感的朋友都应该醒悟:中华欲大国崛起,必然要有与大国相匹配的强兵强将。
  本书作者不是军人、又不是军事发烧友,因而他不具备议论军国大事的基础性条件。
  本书作者不是学院派学者,因而他也无权介入任何一个法定学科流行课题的责任承包。
  他所拥有的,大抵只是一个平民百姓面对尘封历史的独立思考权及个人话语权。
  资料都是公开的、常见的、散放的,随意拣拾,让他触类联想,追怀起童年在野外割草放牧的自主或不自主。
  不是理论,也就没有结论。维系资料而略呈连贯的,除了历史的自然顺序,便是作者的自由思绪。
  “大国无兵”的命题,在“显性”上对照中国历史是难以成立的。而在“隐性”上,中国时不时总会出现“无兵”的虚脱。这与人体免疫力消退仿佛:今日无病,并不证明你真的健康;今日和平,并不证明你已经安全。
  造成隐性“大国无兵”的原因很多,作者没有能力全方位地思考与探究。本书仅仅抓住一点,即“尚武精神”的失落加以铺排,或者已经触及皮毛。
  “尚武精神”曾是中华民族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梁启超氏有《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列中国武士七十数人,赫然第一名竟是孔夫子。梁氏用心良苦,他是想用两千年前的列国游侠,激活两千年后的东亚病夫,其实,他天真了。他既不能终结“不武之历史”,又不能改变“不武之民族”。所以,梁氏之后的后来人也还是有继续陈述“尚武”的话语空间。
  不能“尚武”,不再“尚武”,积患也久,积难也深。对“民”而言,这是道德、信仰的崩圮,这是理想、追求的转移;对“兵”而言,这是军纪、军威的消解,这是军心、军魂的销熔。
  歧路亡羊,你不能坐哭穷途。惟一的积极选择是:寻觅。
  面对“尚武精神”的失落,似乎也只有在理性精神被击碎、被肢解、被抛弃的旧路上一一寻觅,一一复苏。
  谁丢了,谁找回。个人、团体、民族、国家,一无可例外者。失魂落魄,断无生理。
  屈原写过《招魂》,那是十分无奈的呐喊。面对自私自利、损国损民的行尸走肉,屈原肯定是绝望了。
  我麻木,所以我未曾绝望。
  没有灵魂的铁头功不是“尚武”,没有信仰的金钟罩不是“尚武”。
  当“尚武”不再被新武侠派们虚说神异,当“尚武”不再被武林莽夫们醉后自诩,一种深深扎根于理性潜层的无私无畏、大智大勇才会萌芽绽蕾,这才是我们渴望恢复的“尚武”精神。
  这是清政府、民国政府的百年镜鉴。擦拭一番这枚镜鉴,不知能否照见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曾经失魂落魄的历史。
  田秉锷
  2007年12月20日
  于徐州黄河新村书屋
  序篇
  险情回放——“天理教”闯入紫禁城
  清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依例,应为闰八月十五日,因星象异常而有意改动)申时(下午三至五时),在宫内太监引领下,近二百名手持利刃的天理教徒从西华门、东华门分两路攻入北京紫禁城。
  闯入者白巾裹首,鼓噪而进,逢人便杀,势不可挡。原本安安静静、神神秘秘的清宫大内,一时如火烧蜂房,乱作一团……
  事起突然,让拱卫紫禁城的八旗禁卫军也猝不及防。这一招,叫“黑虎掏心”。
  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者高出一筹的是,起事者并没有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起步。在酝酿阶段,他们便将奇袭皇城、直接坐上金銮宝殿的九龙御椅设定为首要目标。省去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北伐长征、兵临城下、南北和谈、或禅让退位、或吊死煤山等过渡性环节,毕其功于一役,何其轻松乃耳!何其童话乃耳!
  一、林清的“革命”之梦
  那支攻入紫禁城的队伍,是林清统领的“天理教”(或称八卦教、荣华教、红阳教、白易教等)教众。当他的夺权先遣队攻入清宫时,林清还在城南黄村宋家庄坐等消息。一是等宫内的消息,二是等河南李文成进京增援的消息。
  说起这次“闰中秋风暴”,他们的筹划至少在两年前即已开始。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秋,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奏:星象主兵,不利朝廷,应予防备。嘉庆皇帝问:星象应于何时?钦天监经细细查核,答曰:应在十八年癸酉闰八月中。并奏:若将十八年的“八月”之“闰”改为十九年的“二月”之“闰”,则“闰八月”仍为正常的九月,便可消弭星变。嘉庆帝允奏,又诏百官诫惧修省,以杜天怒人怨。①
  朝廷的举动,被天理教的首领们侦知。防有防策,攻有攻略,天理教两大首领林清与李文成遂相聚而谋。
  林清(1770—1813)原籍浙江,久居京邸,住城南宋家庄。幼年曾作药店学徒,后为提督王柄家僮,随王氏征战苗疆,耳濡目染,颇知战阵兵法。加之身高力大,面黑如铁,虬髯如猬,有几分张飞、李逵的派头,遂被直隶教众拥为“法祖”。女夸女美,人抬人大,这林清越发自我感觉良好。掌教日久,金银日积,权大气粗,他便油然做起了取而代之,黄袍加身的美梦。
  李文成(?—1813)河南滑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随一木匠作学徒,故人称“李四木匠”。因为读过几日私塾,又研习数学、星象,自然比一般百姓多了一些野心与抱负。后为天理教教主,传教河南、山东,有教众数万人。北林南李,天理教两大派遥成呼应之势。
  辛未(1811)秋,林清与李文成在滑县相会,共商非常之举。壬申(1812)春,应林清之邀,李文成又两次赴京,与林氏会商举事方略。他们商定:癸酉(1813)年九月十五日、即原闰八月十五日为举事日;届时,南北两支天理教人马合攻紫禁城,一举推翻清王朝。事成,如何排座次,待定。②
  上文已述,这种筹划是前无古人的。浪漫、大胆、简单、明了,省略了一切“革命”的曲折程序,直入本题,诚可作千秋万世造反者之明鉴也。为了给“革命”一个光彩的号召,二人在天理教原有的“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口诀外,又拟定了一句谶语式的经文:“二八中秋,黄花落地。”对教众的宣传提纲则是:“清朝最怕闰八月,劫数在此,天命难违,移改闰月也是无益!”③
  二人分手后,遂各自秘密串连,发动群众。教众是最易欺哄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经语一转眼就传遍了黄河两岸、京畿内外。
  林清的聪明,是他确定了里应外合的攻击方针。内应者,就是大内太监。太监多直隶籍,以亲情联络之,以金银酬谢之,以开国再造激励之,谁不潜生出“第二忠诚”?事发前后,投入林清统一战线的大内太监已有十余名,他们依次是:刘金、刘得才、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张泰等人。
  林清的聪明,还在于他看破了一种“悖论”:即防守愈严密,便愈有漏洞;愈固若金汤,便愈可能一触即溃。日后的事实证明,重门高城,严兵守卫的帝王之居真的并不绝对安全。
  以用兵之道衡量林清的军事才干,可将他列入“诡道”之才。他相信突然袭击的功效,他又全部依赖突袭的侥幸胜利,这也便将自己置于“赌徒”的位置上。
  “赌一把”是有两种结局的。因而,赌“革命”,亦万难跳出“梦魇”的结局。教首在“梦”中,是做他的好梦;教众在“梦”中,那则是教首的暗示与引导。“革命”,总要有一个光彩的口号,口号是头头儿的发明;庸众,只要信,只要跟,只要激起提着脑袋打天下的斗志,“群众运动”自然如火如荼。林清告诉教众道:诵“八月中秋,黄花落地”八字真言,可以刀枪不入!教众信了,太监们也信了,于是有了二百男儿硬闯紫禁城的故事。
  二、李文成快了半拍
  如果李文成如约赶到北京,历史或许还有新的表述。但是,李文成辈谋事不秘,且又让滑县知县强克捷占了先手,所以在闰中秋之前被官府缉拿归案。
  在北京,林清望眼欲穿。
  在滑县,李文成锒铛入狱。
  援军不到,林清只好孤注一掷。这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有一个人,“清史”留名,那就是强克捷。是他探闻到天理教起事的消息,火速上报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请求发兵镇压。高、郎二氏皆疑他轻事重报,不予理睬。再申三申,仍无回复。强克捷终不敢轻轻放下。作为知县,他深知李文成为滑县人氏,逆案一出,自己即难逃督察不力之责。纵容反叛,罪在不赦,与其失职而死,毋如为国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