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4.10 星期一 晴
  转眼，到北京已几个月了，而我似乎什么也没写，什么也没做，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浪费了，生命，就这样一天天消耗掉。
  还有时间打牌到深夜！
  沙漠舟，记住，你在为人类活着。你必须为人类活着！
  让每一天都燃烧起来，而不是腐朽！
  抓紧时间，就在此刻生活！
  挣扎。挣扎。我像一个溺水者，在心灵的苦海上苦苦挣扎……
  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
  2003年8月4日，夜，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警察，在圆明园学生公寓，再一次抓走了几名“三无人员”。
  我，就在这几名倒霉鬼里面。
  其实，自1999年我到北京起，就听说了警察抓“三无人员”的种种传闻，但我一直弄不懂“三无人员”的“三无”到底是哪“三无”，好像是“无身份证，无工作证（或就业证），无暂住证”吧？只要你有其中一证不全，你就是“三无人员”，在北京就可能随时被抓，被遣送。
  早在住地下室时期，很多“三无人员”（包括我），都害怕自己哪一天一不小心就被抓，因而，每当有“今晚警察可能会来查暂住证”的风吹草动，不少人就会吓得夜不归宿──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也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真的抓到自己头上。
  因为，办暂住证至少要１００多元钱，我没钱办。
  这一次，我是灾星当头，在劫难逃。
  装着我们这些“三无人员”的警车，往派出所开去。
  在福缘门村路口，警车竟被人拦了下来。
  原来，拦车者是几个酒喝高了的小青年，他们一见是警察，大惊失色。
  为首的警察气不打一处来，大喝：“都给老子上车！”
  他们也被塞了进来。
  我忐忑不安地在派出所的冷板凳上坐过了一夜。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给我做登记的一个年轻警察，注意到我脚上的皮鞋，问我：皮鞋是哪儿来的？
  这哥们，还真不愧是当警察的！我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的确，这皮鞋不是我的。
  不久前，公寓里发生了斗殴事件，警察介入，当事人被抓。
  我偶然经过斗殴者所住的宿舍，看见清洁工从里面清理出一大堆垃圾，其中有一双皮鞋。
  挺好的皮鞋，扔了太可惜了。我比划了一下长短，正合我的脚，就要走了。
  想不到，这位警察火眼金睛，还认得这双鞋。
  迄今为止，这双皮鞋跟了我三年，从北京到福建到武汉又到北京，到现在还在我的脚上。
  我不敢承认是拣的，谎说是我的老乡、总后的作家王宏甲送的。
  那警察倒没深究。
  凌晨四点多，我们被赶上警车。
  我知道，这是把我们送往收容遣送站。
  警车在平静安详的城市里绕来绕去，然后，驶上了郊区的公路。
  我坐在司机的后面，心中愤怒而又惶恐。
  天亮以后，我们被送进了位于昌平的收容遣送站。
  偌大的收容遣送站，早已人满为患。
  这里面，几乎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时不时有新的“三无人员”被送进来。
  当然，也有整批整批的“三无人员”被遣送走。
  收容遣送站里人声鼎沸，“三无人员”有的对着楼上的老乡大声喊叫，有的高声歌唱，有的和保安打嘴架，互相大骂对方的祖宗十八代。
  站里上下两层，有数十个超大的“号子”，每个号子只在地上随便铺了几床特大的草席，早已被“三无人员”踩得又脏又破。不少人就横躺在上面呼呼大睡。
  我虽然一夜没合眼，困得不行，很想好好睡上一觉，但在这样乱糟糟的环境里，又怎能睡得着呢？
  第十九章 挣扎(5)
  “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号子外，有人在大喊大叫。
  我往铁栅栏外看去，原来，有一个即将遣送的倒霉鬼，在上厕所时，一根从楼上下来的下粪管突然爆裂，臭烘烘的粪便溅了他一身。
  一个干部过来，问清情况，吩咐一个保安：“去，给他拿一袋洗衣粉。”
  保安拿来洗衣粉，他便脱得赤条条的，在水龙头那儿骂骂咧咧地洗起来。
  把身子和衣服洗净后，这家伙把湿漉漉的衣服往身上一穿，回到原来的队列中去了。
  到中午时，我粒米滴水未进，眼前冒起了金星。
  还好，站里有推车来卖方便面、饼干和汽水的，我身上正好还有最后的6元钱，便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换成了一瓶汽水和一小筒饼干。
  那3元钱一筒的劣质饼干和3元钱一瓶的小厂家生产的汽水，在外面几毛钱就能买到。
  下午三点多吧，总算供应了一顿“免费的午餐”：每人分到两块玉米面窝头，一勺南瓜汤。
  南瓜汤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因为不给碗，幸好我有一个塑料汽水瓶，从瓶颈处撕开奇 -書∧ 網，就是一个“碗”了。
  我怕晚上饿，就向工作人员求情，多要了两块窝头揣在口袋里。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北方的窝头，那又硬又涩的滋味，终身难忘。
  第二十章 初登讲坛(1)
  我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任何事都勇于去尝试，不惧失败。
  ——沙漠舟
  哥哥，原谅你弟弟的无能吧！
  2002年夏初，侄儿小强即将参加高考，我特意从京城回到家乡，给小强助威打气。
  回家的路费，是老大哥何尚掏的。
  之所以千里迢迢回来，是因为小强只有我这么一个叔叔，他的母亲又在外地给人当保姆，不可能回来陪考。
  毕竟，高考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算得上是一桩大事。
  小强的高中三年，能读下来颇为不易，他的母亲几次以没钱为由要他辍学，多亏了他的姐姐、嫁在长春的小鹃，节衣缩食地资助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才得以完成学业。
  小强还算争气，高考分数出来后，他的成绩过了专科录取分数线。
  不久，福州的一所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但是，上大学得好几千元学费，该怎么办呢?
  这个难题,像一块千斤巨石,沉重地压迫着我，煎熬着我……
  哥哥待我恩重如山，如果不能帮助小强顺利读上大学，我又怎么对得起哥哥的在天之灵呢？
  侄女小鹃帮助小强多年，再也没有能力再资助她的弟弟上大学了。
  回京后，无数个夜晚，我都在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中度过。
  无奈之下，我想了一个下策，写了一封信：
  紧 急 求 助
  再过两天，就是农历七月十五，又逢鬼节，想起了九泉下久违了的父母和兄长——母亲去世已经二十八年，父亲和兄长离开人世也已整整六年了。
  六年前，侄儿小强才刚小学毕业。
  六年后，侄儿长大了，并考上了大学，这是唯一可以告慰死去的亲人们的。
  然而，由于贫穷的家境，加上我这个唯一的叔叔的无能，眼看着侄儿数千元的上大学的费用无有着落。
  写此信的目的，就是为侄儿筹借学费而来。
  “在困难中向人求助，也是出于一种尊重。”为了让侄儿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敬祈各位“生命教练系统”的学员、师长伸出援手，予以支持一二。
  “滴水之恩，未必涌泉相报。”但我会将这一份爱心一生珍藏，并将之回报社会。
  沙漠舟
  2002年8月20日
  “‘生命教练系统’的学员、师长”是在北京的一次培训会议中认识的。这次培训仅仅两天两夜的时间，培训费却高达1600元，但还是有五六十人参加，只有我是唯一没有交费的。
  这次培训，主题围绕生命和爱，现场火爆热烈，好些人热泪滚滚，表示要好好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善待这个世界。
  他们中不少是老总、白领，大都属于“有钱一族”。
  我把求助信给每人寄了一份，以为通过这次“爱的教育”，他们或许真会慷慨解囊，解我侄儿的上学之难。
  结果令人失望——除了开学后有一位成都的大姐打来电话询问我侄儿的学费有无着落，其他人根本没理睬我这个“茬”。
  或许这个世界骗子太多，他们也把我看成一个了一个骗子？
  最终，小强的学费没能解决，只好回学校复读。
  唉，哥哥，原谅你弟弟的无能吧！……
  香山其实就是一座山
  第二年，2003年春节过后，我从书商手里一次性拿到3000元稿费——这也是我一生中挣到的第一笔“大钱”。
  我当即给小强汇去一半——1500元。
  侄女知道后，说不该一次性汇这么多，怕小强花钱没计划，一下就把钱花掉。
  我说，去年没能筹到学费，我这个做叔叔的很对不起你弟弟，这次我这样做，是想告诉他，今年不一样了，让他好好复读，不用为今年上大学的费用担心。
  这时，我又搬了一次家，住到了香山北营老九号。
  从房东口中得知，当年著名作家杨沫就住在隔壁的一座院子，房东还给她挑过水，一担一毛钱，一天一担，一个月三块钱。
  那时是1974年至1980年，这位以《青春之歌》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老作家，在这里住了六个年头。
  杨沫故居已经翻修一新，拆下来的旧门窗，我的房东用来盖了房子，我所租的就是其中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