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作者:[美]戴尔·卡耐基 更新:2021-12-04 04:06
当时,卡耐基正面临着事业上的一个机会。他对法兰克说:“法兰克,你知道吗?美国基层商会答应我们,答应赞助我们去开展州际演说,你知道,这对我们的事业将有多么大的意义!”
贝格尔也显得非常的激动:“感谢上帝,这对我们将会有多大的意义啊!”
卡耐基又说到:“我们尽快整理整理自己的东西,到时便可出发。”
在热忱、激动、兴奋的心情下,贝格尔离开了老师的家。
此后他们便展开了州际旅行演说。
演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每个州的演说中,一般会堂里的听众往往爆满,大家都赶着去听卡耐基和贝格尔的演讲。
演讲时间是每人每夜演讲四小时,有些州连续五夜,有的甚至连续六七夜,每半小时为一节。
每次演讲后,许多听众往往都强烈要求与卡耐基交流,有些则非常欣赏贝格尔,因为他是从一无所有到拥有财富的成功典型。
贝格尔在后来又写了一本畅销书《我如何在行销中反败为胜》,这本书便是叙述自己如何将卡耐基课程的内容运用到自己的行销业务中,并加以创造而取得胜利的经验。
这本书是对戴尔·卡耐基技能的证言。通过这位全美最顶尖行销人员的大力推荐,确实有助于卡耐基的课程事业。从贝格尔的见解中,卡耐基自己也学到了许多行销策略,这便是一种知识反馈的现象。在《STOP重新出发》中,他详尽地引述了他这位朋友的事迹的成果。
卡耐基的第三位挚友汤姆斯回忆道: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前往纽约寻找一位可以帮我简化演说内容的公众演说家教练。我猜测我可能会被安排在众多演说者之后(每位演说者通常都喜欢赞美每个人故居的壮丽),在此种情形下,果断、睿智以及雄辩就成了最佳本钱。我在卡耐基会馆里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他就是戴尔·卡耐基。
汤姆斯是由于需要解决一些问题而找到卡耐基的。由于所涉及的问题与卡耐基的课程内容有关,因此,他俩的相遇既为他们各自的事业又为共同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1916年,卡耐基在学员们的帮助下,在卡耐基会馆里有了常设办公室,而此时的他正开始使用另一种拼音法拼写他的姓氏。
当有一位记者问及他改变姓氏起音的原因时,他回答说:“守旧不是我一贯的作风。”
他现在的确不再守旧,卡耐基常常邀请毕业生前来演讲,这成为他课程中的一大特色,因而总是吸引了大批的听众。如《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所载:“学员们为批评前来,但却被卡耐基留下来要求赐教。”
卡耐基的课程越来越精彩,于是学员人数稳定地成长。其中一名被戴尔·卡耐基的盛名吸引而来的,正是普林斯顿大学演说系年轻教师罗威尔·汤姆斯。他们的相逢完全是源于偶然。
汤姆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时,为了赚取一些零用钱,接受了到普林斯顿一带的地方俱乐部及社区中解说去年夏天访问阿拉斯加情形的报告。
汤姆斯为完成这任务,需要为即将来临的演说做准备,决定去纽约拜访卡耐基。
正当汤姆斯准备前往纽约时,他接到了一封信,这封信使汤姆斯非常高兴,原来是邀请他前往华盛顿区的史密斯桑尼,发表一篇以阿拉斯加为主题的演说。此项演说是为了配合美国内政部举办的"放眼美国"的活动。
内政部秘书长富兰克林·兰热情邀请汤姆斯,用配合图示的方式,为众议员介绍有关阿拉斯加的种种风土人情。
虽然他的演说在区域性俱乐部中已取得相当的成功,他自己的内心也相当喜悦。但汤姆斯对于在史密斯桑尼为众议员发表演说一事仍极为慎重。
他迫切需要拜访卡耐基。
他来到纽约,找到了卡耐基会馆,那时卡耐基正在给学生们讲解课程,那些睿智的语言和巧妙技巧的确吸引了这位年轻人。
下课后,他径直到了卡耐基常设办公室里拜访卡耐基。当汤姆斯说明来意后,二人便交谈起来。卡耐基凭直觉一眼就看出汤姆斯是个有为的青年,心中便觉得汤姆斯一定会成功,而且肯定会成为他事业上的好伙伴。
卡耐基是这么描述他对汤姆斯的感觉的:“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位年轻人的身上已具备了所有成功的必要条件——吸引人的性格、感染性的热忱、惊人的精力以及无止境的雄心。”
汤姆斯非常佩服卡耐基的热忱和信心,卡耐基做事的果断利索和合情合理也深深地吸引着他。卡耐基指导他将原本漫长的三小时演说去繁就简删到半个小时。两人对于演说风格与内容都达成了一致的看法。
当汤姆斯离开卡耐基后,前往自己工作的法学院,立即建议在他的学生中施行卡耐基的看法,即要学生以自己的谈话内容讨论个人的经验——这种建议重申了戴尔·卡耐基公众演说的哲学。
虽然有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汤姆斯却仍为这一生中难得的一次演讲机会而紧张不已。他前往华盛顿特区,到了演说地点,他发觉他果然被安排在演讲名单中的最后一名,然而演讲的效果却是出乎意料的好,他描述着当时的情形:
"我只展示挑选出来的图片,而且只讲述我曾在上百次演讲中说过的高潮部份,我在三十分钟内演说完毕。当我结束时,在场人士气立鼓掌。我的演说取代了会议中常有的拖场,而成为一种高潮。最后,政府官员及议员们纷纷上前和我握手。”
卡耐基的训练给汤姆斯带来极佳的成果,汤姆斯当场被“放眼全美"的活动单位录用。
从此以后,卡耐基和汤姆斯成了好朋友,他们的友谊出现在两人事业上的困境时期,可以说是患难之交。而汤姆斯后来运用自己的盛名为卡耐基销售他的书籍和课程。
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富兰克林·兰秘书长邀请汤姆斯随一名摄影记者游历欧洲,报道战况。
卡耐基与汤姆斯成功的合作,为汤姆斯赢得了声望。如同贝格尔印证了热忱可带给推销员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样,汤姆斯也以实例说明良好的公众演说能为新闻从业人员带来惊奇的效果。汤姆斯的演说在史密斯桑尼发表之后成为全世界最熟悉的声音。每个夜晚,百万以上的美国家庭,都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汤姆斯的夜间报道。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美国在慢慢治疗着自己的创伤。但战后那段灰色情绪仍笼罩在人们心上,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复员士兵开始上街游行,要求增加为战争所付出的津贴。
卡耐基也参加了这场战争,服役了18个月,在他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报名参加他的教学课的人数很少,因为人们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工作,领取救济金。尽管战后的情形并不令人满意,但卡耐基心中那个事业的前景依然存在着。
有一天,卡耐基在晚饭后收到一个电报。电报是从伦敦拍来的,电报内容是罗维尔·汤姆斯想和他再次合作。这次合作,主要是卡耐基为汤姆斯服务。
1919年汤姆斯返回纽约市时,带回了许多战时在中东历险和旅行的照片。这时,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在汤姆斯心中形成。
汤姆斯在电报中希望卡耐基能帮他准备一些相关的文稿,他雄心勃勃地想以一种兴奋、乐观、激动的第一手资料表达方式,发表题为"与爱伦拜在巴勒斯坦及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演说。他的想法非常宏大也非常有成功的可能。
汤姆斯打算利用骆驼队、开罗、印第安人品兵及伯特印人的非正规军、耶路撒冷等栩栩如生的照片来开展演说。不过,汤姆斯虽拥有丰富的资料,但他仍需要一名能为他整理资料的人。
在汤姆斯脑海中涌现出的第一个人便是戴尔·卡耐基,这个曾经帮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真正朋友。
汤姆斯在电报里说离演讲日只剩两周时,卡耐基内心相当激动,他也非常想摆脱一下周围的沉闷空气和内心存在的丝丝忧郁。
接到电报后,卡耐基略一思考后,便匆匆地收拾行装,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凡是他认为有用的东西通通塞进旅行包里,整个人和整个行动处在一种狂乱之中,到达伦敦时,他发觉他把床单和塞进床单里的臭袜子一同带来而遗忘了他最喜欢用的那个烟斗。
整个演说的第一场准备工作非常繁琐。卡耐基、汤姆斯及其摄影师足足忙了几个昼夜,辛勤地劳动着。特别是卡耐基,似乎又重新获得了工作的热忱,对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他忘我地工作着,以前抽烟喜欢用烟斗,现在把香烟点燃往嘴里一塞,猛吸几口,精神便又恢复过来了。
汤姆斯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时说:“整天,甚至整夜,戴尔、蔡斯(摄影师)和我仍在投影机及文稿前商议。在开演前两周,我们一直处在极度的压力下工作。”
第一场演出由卡耐基全权负责。前前后后的事务使卡耐基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场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伦敦的新闻界对此作了大量的报道。
这是卡耐基生活中的一次新的尝试。他心甘情愿做朋友的助手,帮助朋友的事业取得成功。
当然这种成功也离不开卡耐基在技术上与艺术上的处理,他把演讲效果处理得相当好。尤其吸引人的是汤姆斯的声音,人们为他的声音所吸引,初次的成功带给了他们极度的喜悦。
贝格尔也显得非常的激动:“感谢上帝,这对我们将会有多大的意义啊!”
卡耐基又说到:“我们尽快整理整理自己的东西,到时便可出发。”
在热忱、激动、兴奋的心情下,贝格尔离开了老师的家。
此后他们便展开了州际旅行演说。
演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每个州的演说中,一般会堂里的听众往往爆满,大家都赶着去听卡耐基和贝格尔的演讲。
演讲时间是每人每夜演讲四小时,有些州连续五夜,有的甚至连续六七夜,每半小时为一节。
每次演讲后,许多听众往往都强烈要求与卡耐基交流,有些则非常欣赏贝格尔,因为他是从一无所有到拥有财富的成功典型。
贝格尔在后来又写了一本畅销书《我如何在行销中反败为胜》,这本书便是叙述自己如何将卡耐基课程的内容运用到自己的行销业务中,并加以创造而取得胜利的经验。
这本书是对戴尔·卡耐基技能的证言。通过这位全美最顶尖行销人员的大力推荐,确实有助于卡耐基的课程事业。从贝格尔的见解中,卡耐基自己也学到了许多行销策略,这便是一种知识反馈的现象。在《STOP重新出发》中,他详尽地引述了他这位朋友的事迹的成果。
卡耐基的第三位挚友汤姆斯回忆道: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前往纽约寻找一位可以帮我简化演说内容的公众演说家教练。我猜测我可能会被安排在众多演说者之后(每位演说者通常都喜欢赞美每个人故居的壮丽),在此种情形下,果断、睿智以及雄辩就成了最佳本钱。我在卡耐基会馆里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他就是戴尔·卡耐基。
汤姆斯是由于需要解决一些问题而找到卡耐基的。由于所涉及的问题与卡耐基的课程内容有关,因此,他俩的相遇既为他们各自的事业又为共同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1916年,卡耐基在学员们的帮助下,在卡耐基会馆里有了常设办公室,而此时的他正开始使用另一种拼音法拼写他的姓氏。
当有一位记者问及他改变姓氏起音的原因时,他回答说:“守旧不是我一贯的作风。”
他现在的确不再守旧,卡耐基常常邀请毕业生前来演讲,这成为他课程中的一大特色,因而总是吸引了大批的听众。如《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所载:“学员们为批评前来,但却被卡耐基留下来要求赐教。”
卡耐基的课程越来越精彩,于是学员人数稳定地成长。其中一名被戴尔·卡耐基的盛名吸引而来的,正是普林斯顿大学演说系年轻教师罗威尔·汤姆斯。他们的相逢完全是源于偶然。
汤姆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时,为了赚取一些零用钱,接受了到普林斯顿一带的地方俱乐部及社区中解说去年夏天访问阿拉斯加情形的报告。
汤姆斯为完成这任务,需要为即将来临的演说做准备,决定去纽约拜访卡耐基。
正当汤姆斯准备前往纽约时,他接到了一封信,这封信使汤姆斯非常高兴,原来是邀请他前往华盛顿区的史密斯桑尼,发表一篇以阿拉斯加为主题的演说。此项演说是为了配合美国内政部举办的"放眼美国"的活动。
内政部秘书长富兰克林·兰热情邀请汤姆斯,用配合图示的方式,为众议员介绍有关阿拉斯加的种种风土人情。
虽然他的演说在区域性俱乐部中已取得相当的成功,他自己的内心也相当喜悦。但汤姆斯对于在史密斯桑尼为众议员发表演说一事仍极为慎重。
他迫切需要拜访卡耐基。
他来到纽约,找到了卡耐基会馆,那时卡耐基正在给学生们讲解课程,那些睿智的语言和巧妙技巧的确吸引了这位年轻人。
下课后,他径直到了卡耐基常设办公室里拜访卡耐基。当汤姆斯说明来意后,二人便交谈起来。卡耐基凭直觉一眼就看出汤姆斯是个有为的青年,心中便觉得汤姆斯一定会成功,而且肯定会成为他事业上的好伙伴。
卡耐基是这么描述他对汤姆斯的感觉的:“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位年轻人的身上已具备了所有成功的必要条件——吸引人的性格、感染性的热忱、惊人的精力以及无止境的雄心。”
汤姆斯非常佩服卡耐基的热忱和信心,卡耐基做事的果断利索和合情合理也深深地吸引着他。卡耐基指导他将原本漫长的三小时演说去繁就简删到半个小时。两人对于演说风格与内容都达成了一致的看法。
当汤姆斯离开卡耐基后,前往自己工作的法学院,立即建议在他的学生中施行卡耐基的看法,即要学生以自己的谈话内容讨论个人的经验——这种建议重申了戴尔·卡耐基公众演说的哲学。
虽然有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汤姆斯却仍为这一生中难得的一次演讲机会而紧张不已。他前往华盛顿特区,到了演说地点,他发觉他果然被安排在演讲名单中的最后一名,然而演讲的效果却是出乎意料的好,他描述着当时的情形:
"我只展示挑选出来的图片,而且只讲述我曾在上百次演讲中说过的高潮部份,我在三十分钟内演说完毕。当我结束时,在场人士气立鼓掌。我的演说取代了会议中常有的拖场,而成为一种高潮。最后,政府官员及议员们纷纷上前和我握手。”
卡耐基的训练给汤姆斯带来极佳的成果,汤姆斯当场被“放眼全美"的活动单位录用。
从此以后,卡耐基和汤姆斯成了好朋友,他们的友谊出现在两人事业上的困境时期,可以说是患难之交。而汤姆斯后来运用自己的盛名为卡耐基销售他的书籍和课程。
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富兰克林·兰秘书长邀请汤姆斯随一名摄影记者游历欧洲,报道战况。
卡耐基与汤姆斯成功的合作,为汤姆斯赢得了声望。如同贝格尔印证了热忱可带给推销员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样,汤姆斯也以实例说明良好的公众演说能为新闻从业人员带来惊奇的效果。汤姆斯的演说在史密斯桑尼发表之后成为全世界最熟悉的声音。每个夜晚,百万以上的美国家庭,都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汤姆斯的夜间报道。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美国在慢慢治疗着自己的创伤。但战后那段灰色情绪仍笼罩在人们心上,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复员士兵开始上街游行,要求增加为战争所付出的津贴。
卡耐基也参加了这场战争,服役了18个月,在他回来的那段时间里,报名参加他的教学课的人数很少,因为人们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工作,领取救济金。尽管战后的情形并不令人满意,但卡耐基心中那个事业的前景依然存在着。
有一天,卡耐基在晚饭后收到一个电报。电报是从伦敦拍来的,电报内容是罗维尔·汤姆斯想和他再次合作。这次合作,主要是卡耐基为汤姆斯服务。
1919年汤姆斯返回纽约市时,带回了许多战时在中东历险和旅行的照片。这时,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在汤姆斯心中形成。
汤姆斯在电报中希望卡耐基能帮他准备一些相关的文稿,他雄心勃勃地想以一种兴奋、乐观、激动的第一手资料表达方式,发表题为"与爱伦拜在巴勒斯坦及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演说。他的想法非常宏大也非常有成功的可能。
汤姆斯打算利用骆驼队、开罗、印第安人品兵及伯特印人的非正规军、耶路撒冷等栩栩如生的照片来开展演说。不过,汤姆斯虽拥有丰富的资料,但他仍需要一名能为他整理资料的人。
在汤姆斯脑海中涌现出的第一个人便是戴尔·卡耐基,这个曾经帮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真正朋友。
汤姆斯在电报里说离演讲日只剩两周时,卡耐基内心相当激动,他也非常想摆脱一下周围的沉闷空气和内心存在的丝丝忧郁。
接到电报后,卡耐基略一思考后,便匆匆地收拾行装,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凡是他认为有用的东西通通塞进旅行包里,整个人和整个行动处在一种狂乱之中,到达伦敦时,他发觉他把床单和塞进床单里的臭袜子一同带来而遗忘了他最喜欢用的那个烟斗。
整个演说的第一场准备工作非常繁琐。卡耐基、汤姆斯及其摄影师足足忙了几个昼夜,辛勤地劳动着。特别是卡耐基,似乎又重新获得了工作的热忱,对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他忘我地工作着,以前抽烟喜欢用烟斗,现在把香烟点燃往嘴里一塞,猛吸几口,精神便又恢复过来了。
汤姆斯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时说:“整天,甚至整夜,戴尔、蔡斯(摄影师)和我仍在投影机及文稿前商议。在开演前两周,我们一直处在极度的压力下工作。”
第一场演出由卡耐基全权负责。前前后后的事务使卡耐基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场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伦敦的新闻界对此作了大量的报道。
这是卡耐基生活中的一次新的尝试。他心甘情愿做朋友的助手,帮助朋友的事业取得成功。
当然这种成功也离不开卡耐基在技术上与艺术上的处理,他把演讲效果处理得相当好。尤其吸引人的是汤姆斯的声音,人们为他的声音所吸引,初次的成功带给了他们极度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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