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作者:丁隆炎 更新:2021-12-04 04:04
……
桑院长表示:对刘亚玲,我们将全力支持培养,有什么意见不能对她来,但希望记者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搞这行的爱找戏,为了有戏就找个“白脸”,这不是培养年轻人,是给他们“下烂药”!
采访回来,我从报上得知,刘亚玲参加了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祝愿她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也希望她周围的同志对这样一个25岁的年轻人给予更多的理解关怀,还有宽容。她说,她主观任性,脆弱---有时感到孤独甚至绝望,克服这些缺点,靠她自己努力,也靠大家帮助。
刘亚玲,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一道枷锁?但愿不是这样!
六、亲情篇
承受战争重负的不仅是前方和征战者,也有他们在后方的亲人,首先是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在绝大多数尚不知道什么叫“旅游”的中国老百姓中,知道老山在何方的怕比知道五岳在何方的多不知道好多倍,因为他们有有亲人在那里战斗,是他们魂系梦萦之山。
我的一段罗曼史
---龙洪春(团部协理员)
1979年打仗我当班长,立了一等功,回来就当了排长。
1980年我排来了个新兵,姓王,昆明市人。不能说他表现哪点不好,但我发现他情绪不高,老出神,有时眼发直。我找他谈,他不说,只摇头。
后来我到昆明,找到他家,对他母亲说是来看望,其实是想给小王的情绪找找原因。她母亲听说儿子想家,哭了。说:孩子不是想家,是记挂他姐姐。老太婆觉得一言难尽,就邀我到监狱看她女儿。她大概觉着一个部队干部来家看望也是个荣誉,还叫我多说小王在部队表现好,当姐姐的要为弟弟前程着想。
我去了。小王姐姐叫王莜春。她几乎不敢抬头看我,眼泪成串往下滚,很悲观,对人世很失望的样子。我说了要相信组织,相信政策,有错就改之类的话。
听她妈说,王莜春是一个机械厂工人,因车废了一个零件被抓起来的。
她关了一年,1981年元月放出来了。1981年2月,我回贵州老家过春节,小王叫我捎点东西回家。那时我们部队住弥渡县。
她姐姐见我带东西多,说春运期车站挤,帮我把东西提到车站,还给我买了水果、糕点什么的。两次见面我对她还谈不上什么印象,但隐约想过:这不像是个故意捣乱,把工作搞坏的人。
我到家十多天,部队来电报:“速归!”我以为又要打仗了,后来才知是叫我到军里集训。
我正病着,高烧39度8。我哥哥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说“军令如山倒!”在镇上打了一针,带了药就上车了。车上挤得扭动一下都困难,没座位,我本来烧得昏糊糊的,在安顺又是费了吃奶的劲从窗户爬进来,没站好久就昏倒了。
旅客们同情我,给我在门边让了一屁股大的地盘坐下来。
车到昆明,我烧得像火炭团,什么也说不出来。列车上的人只好找我的证件。我兜里只一封小王给他家的信---怕我忘了门牌号,所以在信封上写明了地址,只因我上次匆忙忘了把这信交出。
铁路上的人一汽车把我拉到了小王家。
“大娘,你家有个人在当兵吧?”
“对!”
“他病了,病得不轻,我们给您送回来了!”
母女俩快吓瘫了,出来一见是我,又愣了。
“大娘,他不是您家的?”
“是是!请你们快往家里抬吧!”
我在她家里昏睡一晚后醒来了。王莜春找来一辆三轮板车蹬着把我送进医院,请假服侍我。
她是卫校毕业,懂医。我说:“我不是退烧了吗,为啥还送我上这来?”她说:“我们家你怎能住?”意思是,我是军官,功臣,她是劳改,刚释放的。奇*書$网收集整理她不断责备我:“烧成这样,怎么还回来,多危险呀!”
我开始观察她,觉得她心眼好,性格好,长得也很不错。决定好好了解她一下。
后来我又去昆明出差,给她妈买了点东西表示感谢。约她到翠湖公园走走。
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她被劳改,不是仅仅车坏一个零件。卫校毕业后,她下到金平农村当知青。公社一个卫生队长玩弄女性,知青们告了他,那里派人来向她了解。这时她已回昆明当了工人,她说她根本不认识那卫生队长。于是工厂开始传言,她从农村调回城来路不正,怕退转去只好包着忍着了……她找一个师傅学手艺,也确实想学成了调个工作,那师傅的老婆咬定她破坏她的家庭,到工厂找她大吵大闹。一些工厂领导也暗中煽风,工厂广播上公开批评她作风不正,搞得她精神恍惚。就在这个时候,她车坏了一个价值六千元的工具。
她说,她也真是有苦难言,陷害她的人是一个对她曾图谋不轨的领导,她不敢揭发他。
我说,我完全相信你,十分同情你!今天约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好下去吧!
她说:“你胡说!我不论有没有问题,但身上的污点是水永远洗不净的,劳改释放犯的恶名也永远摆不脱。你是大功臣,将来会得到重用的,我不能影响你!再说,我比你大两岁……”
我说:“别说你是清白的,就是真有污点也只是历史,人不可能没缺点。”
她还是不同意。我还是常去找她。我听说有个电影《她从雾中来》,讲一个警察和女犯相恋的故事,我先去看了,又约她去看。走出电影院门她说:“你还会作工作呢!”我说:“可不是吗?我听说有这么个电影,专门跑昆明来看……”她说:“难为你这番心,我们就相处一段,互相了解了解吧!”
回部队后,我先向营长邱型柏(现任师参谋长)一五一十报告了。他说:“这没有问题!”
我又向团政治处主任报告。他们大概发了调查信。对我说,工厂对她的反映可不咋好,你最好不谈,免得将来后悔。我说,她的情况我了解,工厂说的我不信,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决不后悔!我给主任写了书面保证。
主任同意了,但政委(已转业)坚决不同意,骂我昏了头,找对象有的是嘛,怎么找这个……我找他好多次,他还是那些话。
我很恼火,但没给王莜春说。我自己反复研究婚姻法,认定了我没错,有权自己作主,于是在1982年7月我们去办了结婚手续。
转来,政委说我私自结婚,和领导对着干,给了我留党察看处分,级也不给调。
1984年打老山前夕,提我当副连长,恢复了组织生活。人家说:“给了你一个送死的官。”
上老山前,我们不能通信,更不能回家。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七月的孩子,心里真想。也想过:万一我留给她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拖累她一辈子吗?
打下老山我们转入防御后,可以通信了。我连续接到她几封信:“家里娃儿很好,有我还有老人照顾,壮实得很!”“你不要挂念家,不要分心,把你的脑子、力气全都用在打仗上吧!”“不许你说对不起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伤了,我伺候你,死了,我也将为你感到光荣!我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也有过幸福的回忆。我再不以我身上的污点为耻了,因为到底有一个人相信我是无辜的,清白的!你的爱,还有我保存你的信,足有一大箱了,它够我终生感到慰藉与骄傲了,我再不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为祖国勇敢战斗吧,千万别为我分心出了什么差错!”……
我把她的信给指导员郭兴科(军委命名的战地模范指导员)看过,也给一些同志念过,没有人不感动,都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郭兴科说,你也把这些信保存着,有一天让那些曾诬陷过她的人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脸红!
我给她的信说:“我在阵地一切很好,平安无事,打仗对我不是个事情,我什么也不缺,只希望你多多寄来你和儿子的照片。”其实这是安慰她的,我们连那时守1072,是老山前面最接敌也最危险的地方。我又在最前沿。
有她的鼓励,我也就不把死看得好严重了。
1984年5月9日,敌人来偷袭。二班长报告:“副连长,来了,来了,好几路!”我说:“别忙,等我抽够烟。”我正抽竹筒烟。边抽边给他交代,你们用几个人看着,其他人扯鼾,要大声,要像……
连长打电话问前面情况,二班长说:副连长还没来,他说等他把烟抽够了再说。团长也打电话来问,连长又报告团长,团长把我好骂了一顿,我说:“你不要着急,丢了阵地我提脑壳来见你!”
我抽够了烟,把烟筒递给通讯员给我放进防炮洞。顺战壕到了前面,对大家说,现在我抽够烟了,要开打了!所有轻重机枪不要动,大炮、火箭筒听我指挥!
我就是等敌人进一条窄沟,两头封死了打。那天把91名敌人(上级通报数字)全按在沟里了,敌人的血顺沟流下,好大一股。
我的前沿排一个轻伤都没有。
连我的兵都骂我,打起仗来太狠了!
6月14日,我连遭敌炮击,指导员牺牲,连长负伤,我代连长。这些在报导我们指导员事迹的报上登了,我爱人看了报来信说:我知道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一人头上,你千万要把你指导员立起的大旗掌好呀!
我觉得,这个女人还真有点坚强!
桑院长表示:对刘亚玲,我们将全力支持培养,有什么意见不能对她来,但希望记者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搞这行的爱找戏,为了有戏就找个“白脸”,这不是培养年轻人,是给他们“下烂药”!
采访回来,我从报上得知,刘亚玲参加了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祝愿她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也希望她周围的同志对这样一个25岁的年轻人给予更多的理解关怀,还有宽容。她说,她主观任性,脆弱---有时感到孤独甚至绝望,克服这些缺点,靠她自己努力,也靠大家帮助。
刘亚玲,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一道枷锁?但愿不是这样!
六、亲情篇
承受战争重负的不仅是前方和征战者,也有他们在后方的亲人,首先是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在绝大多数尚不知道什么叫“旅游”的中国老百姓中,知道老山在何方的怕比知道五岳在何方的多不知道好多倍,因为他们有有亲人在那里战斗,是他们魂系梦萦之山。
我的一段罗曼史
---龙洪春(团部协理员)
1979年打仗我当班长,立了一等功,回来就当了排长。
1980年我排来了个新兵,姓王,昆明市人。不能说他表现哪点不好,但我发现他情绪不高,老出神,有时眼发直。我找他谈,他不说,只摇头。
后来我到昆明,找到他家,对他母亲说是来看望,其实是想给小王的情绪找找原因。她母亲听说儿子想家,哭了。说:孩子不是想家,是记挂他姐姐。老太婆觉得一言难尽,就邀我到监狱看她女儿。她大概觉着一个部队干部来家看望也是个荣誉,还叫我多说小王在部队表现好,当姐姐的要为弟弟前程着想。
我去了。小王姐姐叫王莜春。她几乎不敢抬头看我,眼泪成串往下滚,很悲观,对人世很失望的样子。我说了要相信组织,相信政策,有错就改之类的话。
听她妈说,王莜春是一个机械厂工人,因车废了一个零件被抓起来的。
她关了一年,1981年元月放出来了。1981年2月,我回贵州老家过春节,小王叫我捎点东西回家。那时我们部队住弥渡县。
她姐姐见我带东西多,说春运期车站挤,帮我把东西提到车站,还给我买了水果、糕点什么的。两次见面我对她还谈不上什么印象,但隐约想过:这不像是个故意捣乱,把工作搞坏的人。
我到家十多天,部队来电报:“速归!”我以为又要打仗了,后来才知是叫我到军里集训。
我正病着,高烧39度8。我哥哥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说“军令如山倒!”在镇上打了一针,带了药就上车了。车上挤得扭动一下都困难,没座位,我本来烧得昏糊糊的,在安顺又是费了吃奶的劲从窗户爬进来,没站好久就昏倒了。
旅客们同情我,给我在门边让了一屁股大的地盘坐下来。
车到昆明,我烧得像火炭团,什么也说不出来。列车上的人只好找我的证件。我兜里只一封小王给他家的信---怕我忘了门牌号,所以在信封上写明了地址,只因我上次匆忙忘了把这信交出。
铁路上的人一汽车把我拉到了小王家。
“大娘,你家有个人在当兵吧?”
“对!”
“他病了,病得不轻,我们给您送回来了!”
母女俩快吓瘫了,出来一见是我,又愣了。
“大娘,他不是您家的?”
“是是!请你们快往家里抬吧!”
我在她家里昏睡一晚后醒来了。王莜春找来一辆三轮板车蹬着把我送进医院,请假服侍我。
她是卫校毕业,懂医。我说:“我不是退烧了吗,为啥还送我上这来?”她说:“我们家你怎能住?”意思是,我是军官,功臣,她是劳改,刚释放的。奇*書$网收集整理她不断责备我:“烧成这样,怎么还回来,多危险呀!”
我开始观察她,觉得她心眼好,性格好,长得也很不错。决定好好了解她一下。
后来我又去昆明出差,给她妈买了点东西表示感谢。约她到翠湖公园走走。
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她被劳改,不是仅仅车坏一个零件。卫校毕业后,她下到金平农村当知青。公社一个卫生队长玩弄女性,知青们告了他,那里派人来向她了解。这时她已回昆明当了工人,她说她根本不认识那卫生队长。于是工厂开始传言,她从农村调回城来路不正,怕退转去只好包着忍着了……她找一个师傅学手艺,也确实想学成了调个工作,那师傅的老婆咬定她破坏她的家庭,到工厂找她大吵大闹。一些工厂领导也暗中煽风,工厂广播上公开批评她作风不正,搞得她精神恍惚。就在这个时候,她车坏了一个价值六千元的工具。
她说,她也真是有苦难言,陷害她的人是一个对她曾图谋不轨的领导,她不敢揭发他。
我说,我完全相信你,十分同情你!今天约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好下去吧!
她说:“你胡说!我不论有没有问题,但身上的污点是水永远洗不净的,劳改释放犯的恶名也永远摆不脱。你是大功臣,将来会得到重用的,我不能影响你!再说,我比你大两岁……”
我说:“别说你是清白的,就是真有污点也只是历史,人不可能没缺点。”
她还是不同意。我还是常去找她。我听说有个电影《她从雾中来》,讲一个警察和女犯相恋的故事,我先去看了,又约她去看。走出电影院门她说:“你还会作工作呢!”我说:“可不是吗?我听说有这么个电影,专门跑昆明来看……”她说:“难为你这番心,我们就相处一段,互相了解了解吧!”
回部队后,我先向营长邱型柏(现任师参谋长)一五一十报告了。他说:“这没有问题!”
我又向团政治处主任报告。他们大概发了调查信。对我说,工厂对她的反映可不咋好,你最好不谈,免得将来后悔。我说,她的情况我了解,工厂说的我不信,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决不后悔!我给主任写了书面保证。
主任同意了,但政委(已转业)坚决不同意,骂我昏了头,找对象有的是嘛,怎么找这个……我找他好多次,他还是那些话。
我很恼火,但没给王莜春说。我自己反复研究婚姻法,认定了我没错,有权自己作主,于是在1982年7月我们去办了结婚手续。
转来,政委说我私自结婚,和领导对着干,给了我留党察看处分,级也不给调。
1984年打老山前夕,提我当副连长,恢复了组织生活。人家说:“给了你一个送死的官。”
上老山前,我们不能通信,更不能回家。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七月的孩子,心里真想。也想过:万一我留给她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拖累她一辈子吗?
打下老山我们转入防御后,可以通信了。我连续接到她几封信:“家里娃儿很好,有我还有老人照顾,壮实得很!”“你不要挂念家,不要分心,把你的脑子、力气全都用在打仗上吧!”“不许你说对不起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伤了,我伺候你,死了,我也将为你感到光荣!我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也有过幸福的回忆。我再不以我身上的污点为耻了,因为到底有一个人相信我是无辜的,清白的!你的爱,还有我保存你的信,足有一大箱了,它够我终生感到慰藉与骄傲了,我再不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为祖国勇敢战斗吧,千万别为我分心出了什么差错!”……
我把她的信给指导员郭兴科(军委命名的战地模范指导员)看过,也给一些同志念过,没有人不感动,都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郭兴科说,你也把这些信保存着,有一天让那些曾诬陷过她的人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脸红!
我给她的信说:“我在阵地一切很好,平安无事,打仗对我不是个事情,我什么也不缺,只希望你多多寄来你和儿子的照片。”其实这是安慰她的,我们连那时守1072,是老山前面最接敌也最危险的地方。我又在最前沿。
有她的鼓励,我也就不把死看得好严重了。
1984年5月9日,敌人来偷袭。二班长报告:“副连长,来了,来了,好几路!”我说:“别忙,等我抽够烟。”我正抽竹筒烟。边抽边给他交代,你们用几个人看着,其他人扯鼾,要大声,要像……
连长打电话问前面情况,二班长说:副连长还没来,他说等他把烟抽够了再说。团长也打电话来问,连长又报告团长,团长把我好骂了一顿,我说:“你不要着急,丢了阵地我提脑壳来见你!”
我抽够了烟,把烟筒递给通讯员给我放进防炮洞。顺战壕到了前面,对大家说,现在我抽够烟了,要开打了!所有轻重机枪不要动,大炮、火箭筒听我指挥!
我就是等敌人进一条窄沟,两头封死了打。那天把91名敌人(上级通报数字)全按在沟里了,敌人的血顺沟流下,好大一股。
我的前沿排一个轻伤都没有。
连我的兵都骂我,打起仗来太狠了!
6月14日,我连遭敌炮击,指导员牺牲,连长负伤,我代连长。这些在报导我们指导员事迹的报上登了,我爱人看了报来信说:我知道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一人头上,你千万要把你指导员立起的大旗掌好呀!
我觉得,这个女人还真有点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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