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敢抱有能活着看到自己作品出版的奢望，唯有祈盼在身后能得以付梓③。他之所以在惩罚性的体力劳动之余，沉浸到自己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面对稿子倾诉心灵，用驰骋的想象力构建一座宏大壮观的“空中楼阁”④，搬演一幕幕威武悲壮的人生活剧，主要是为了借此以慰藉自己那孤寂受伤的心灵，是为了打发苦涩难捱的囚徒生活。“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通过艺术创造，他在恶劣的生存空间为自己修建了精神的花园，砌盖了心灵的温室，发掘人生的意义，寻回自身的价值，从中获得精神的寄托。正是这种超功利性的创作心态，使作家具备了从事真正艺术创造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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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见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
  ③ 见郑晓华《十年坎坷写括苍》，载1984年第6 期《人物》。
  ④ 见吴越著长篇小说《人的一半是野兽·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艺术创作的规律证明，“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凡外重者内拙”①。大凡那些“见者惊犹鬼神”的艺术精品，只能产生于忘却“庆赏爵禄”、“非誉巧拙”等功利性目的艺术境界之中。创作《括苍山恩妩记》既然“非为稻粮谋”，也非为邀功请赏，作家便能抛弃种种世俗的顾虑和非文学的考虑。他可以挣脱心灵上的羁绊，置“帮八股”于不顾，全身心地遨游在艺术创造的天地之中，尽情倾诉自己的喜怒爱憎和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真实认识。这或许才是《括苍山恩仇记》有幸未在创作上陷人“三突出”理论泥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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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庄子·达生》。
  与这种超功利创作心态相适应的，是作家放弃现实题材而选择了历史生活，把他惨淡经营的“空中楼阁”费劲地扛挪到近百年前的清末年代去安放。他后来自称是“没有办法的办法”②，其实，这是出于超功利创作心境的需要。写历史故事，不仅能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便于更准确、深刻地把握其本质，而且能使作家避开现实生活中许多纠缠不清而又令他困惑不解、心寒胆颤的敏感问题，从而有利于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造的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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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见吴越著长篇小说《人的一半是野兽·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但是，牢狱绝非是世外桃源。只要生活在当时的中国，就不免要受到种种时尚理论的熏染。在文艺上，八个样板戏的轮番“轰炸”和强制观看学习，使文学作者在提笔创作时难以完全抗拒其强大的“样板”效应而实现超越。我称《括苍山恩仇记》为“英雄传奇”，也还基于它着力塑造带有理想化色彩的豪杰英雄这一事实。虽然作家没有套用“高大全”模式把雷家寨义军拔高描绘成井冈山红军的化身，而是力图以生活逻辑为依据，写出山野之民的真实风貌，但是，几位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并不十分丰满，个性也不甚鲜明，和金鸡太爷、林炳、李联升父子相比，显得要逊色一些。
  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正面形象逊色于反面形象的情况，已不属个别现象，个中原委甚为复杂。但就《括山恩仇记》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塑造英雄人物并非吴越所长。可以想见，让一位长期身陷囹圄，终日与“社会渣滓”和各色罪犯为伍厮混的“戴罪”之人，去凭空杜撰虚构他难得一见的所谓“英雄形象”，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吴越在粉碎“四人帮”后创作的几部现实题材的作品，都没有再去着力塑造英雄形象，而是去写那些他所熟悉、所了解的人物。但在当时，他自觉地做这种尝试，只能解释为时尚理论对作家的无形影响。
  《括苍山恩仇记》作为新时期通俗文学浪潮中的潮头之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思考。因此，在研究总结十年“文革”历史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和忽视《括苍山恩仇记》这样的作品。作为创作于十年文化专制时期的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在那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应该是毫无愧色的。
  ──1990年秋写于括苍山麓
  按：应为众同志，文学评论家，现任浙江丽水电视台副台长。《括苍山恩仇记》一二两册出版后，即曾写过评论文章，发表在《丽水师专学报》上；第三册出版后，又写出本文，发表在199X年《传奇百家》第X 期上。
  附录六
  超出史范的新作
  李树声
  新时期以来，历史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是令人瞩目的。纵观这题材不同、质量各异的诸多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共同点，这就是大多数历史题材作者的历史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共同趋向：“谨守史范”，或者说历史小说就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结合”。当然，一些历史题材作家曾遵照这一观念，创作出了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可是，如果始终把它作为唯一的、固定的模式，势必使历史题材的创作与研究这一艺术大流滞潴在一条狭窄的渠道中。而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就突破了这一“正宗”历史文学观念的规范。他充分调动起艺术虚构这一特殊的功能，善于捕捉形象思维中的诸种幻想，以浓郁的通俗性和传奇色彩，较真切地反映了清末浙南山区，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的社会风貌，以及彼时彼地的人们对历史和生活的思考。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没有多少史实的依据。然而，作者在落笔之前，却阅读了大量有关农民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典籍。这说明作者较好地理解了历史意识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及内涵，认识到历史作品可以不直接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史料，但这并不等于就是凭空杜撰或随意编造，而是要在更宏阔更深远的视角上，把握历史总体的精神。《括苍山恩仇记》虽没有具备这种意义上的恢宏和深邃，但是，它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可贵的，因为作品既超越了那种界定的“实虚配方”说，凭借自身对历史的主观感受铺陈开去，同时又附就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模态和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定势。在主人公刘保安、吴本良、吴立本等几位起义领袖身上，较准确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的种种心态。此外，也许作者是别具匠心地追求一种象征意义，他把这一系列事件的地理方位设置在恶溪的发源地壶镇。进而，通过这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一般性故事，使人看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壸奥。这场干戈的由来应当从太平天国失败后的逃亡将军刘保安说起。按说，太平天国失败的诸多教训，应足以唤起它的遗将们些许的理性意识。然而，刘保安虽刚性热肠，却缺乏清醒、冷峻直面人生的识见。他不顾吴石宕父老的劝说，为“确保平安无事”，不得不在林家大户面前认下服低，去当林家武学馆的一名教师。作品竭力誉美刘保安的为人、道德。我们也经常为这位屈己利人、侠心义胆的悲剧英雄而慨叹不已。我们同情他自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举步维艰无立足之地的际遇，也钦敬他身陷逆境仍葆有洞明时政的睿智和深感生灵涂炭的忧患意识。但更惋惜在就教于林家武学馆的问题上，他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在这方面他再一次暴露出一般农民起义英雄短视轻信的共性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 “用自己的奶水，养大了林炳这只狼”，“到头来倒叫这只白眼狼把自己一口吃掉”了。他不仅没有保住自己的“平安无事”，而且给壶镇，特别是吴石宕的石匠们招来了“塌天之祸”。这些生活在浙南山村的石匠们，确实在刘保安的点拨下，增强了被欺凌压榨的自觉意识和受屈辱感，产生了某些抗争精神。最后，他们毕竟为保护自己生存的权利而战了。但是，由于他们文化心理的局限性，在选择这条反抗之路的时候，曾有过多少次灵魂和肉体的搏战！在他们身上，义勇刚烈伴随着犹疑多虑；热心正直伴随着狭隘卑琐；个人的屈辱感伴随着集体无意识的狂乱。作品把这些瑕与瑜同时表现在吴本良的身上。这位山野中长大的石匠后代，善良，义勇，理应具备一种落拓不羁的性格。然而，历史和生活加在他心灵上的负荷却是那样沉重，他的一切思考和举动都深沉地昭示着这一点。为了与林炳争武秀才，他一片痴心奔走改籍。如果没有刘保安痛说世情，告诉他“这个世道，只要他做了官，不是变豺狼虎豹去吃人，就是被豺狼虎豹撕碎吃掉”，他是不会甘休的。他明知刘教师是被林炳所害，却在林炳面前表现得“忠厚老实，善良可欺”。当被林炳欺压得无路可走，与众兄弟在林家大院酿成大祸之后，吴石宕的一些弟兄提出要么逃走，要么造反。在举棋不定之际，吴本良却认为“眼下还没有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只要不出事端”、“有个太平日子”就满足了。对于官府，他还抱着能够按照《大清津》“实断实决”的奢望。他主动投案的结果，不仅自己受尽酷刑，而且连累了吴石宕的兄弟们，因救他出狱，这些赤心热肠的人们进行了多少次惨烈的格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竟成为雷家寨、吴石宕人们的衷心拥戴者。后来发生的那场抗暴起义的领导责任居然落在他的肩上，这自然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更惨烈的悲剧的发生。
  分析这些人物，并不是为了进行一般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