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浙江缙云县壶镇附近几个家庭、家族的描写来反映社会一角的生活、矛盾和斗争，这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作者用整章整章的篇幅写什么婚丧嫁娶，打官司，蹲监狱等等，并不是本小说的缺点，相反，这正是本小说的优点。人们正是通过这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认识那个社会的。作者并没有自己出来说他喜欢什么，反对什么，但是人们通过小说比较客观的描写，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体会作者的爱憎。又比如，整个故事围绕着吴家丢失了一条牛展开，丢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是通过这些生动的描写，使人们知道了整个社会的面貌。作者把这些东西，如实地和盘托出，就完成了他让读者认识生活的作用，达到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
  黄伊在基本上肯定了这部作品之后，为了使作品更加完美，又提了不少具体意见，将十册原稿退回，希望作者在修改过程中随时和出版社保持联系。这很重要，有些作者可能因厌于修改，或其他原因，见异思迁，把作品转移到别的出版社。黄伊是不忍放弃任何一部好稿或有可取之处的稿子的。“联系”是一种定心丸。
  作者吴越见信大为感动，立即着手修改。两个月后，前八册大功告成，又寄给黄伊。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现节录于后：
  黄伊同志：
  您好！
  退回来的《括苍山恩仇记》原稿十册和你们的审读意见五页，都收到了。
  拙稿在你社历时一年半，前后经五位同志通读了全稿，可见你们对这部稿子的处理，是十分慎重的。对于一位不知名作者所写的不成熟的作品，你们花费了如此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不由我不深深地感动。我谨以本稿作者的名义，向你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一部历史小说，尤其是现代人写的历史小说，下笔之初，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动机的。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小说，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文艺既然是武器，作者必然应该是战士，我希望自己以战士的姿态出现，把我手中的投枪和匕首，刺向敌人的胸膛。至于命中率是否高，杀伤力是否强，有没有误伤自己人，则是本身力量和技术水平的问题了。
  我自知力量和水平都不足，但是我有一种坚强的信念。依靠这种信念，我才能在那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勉强完成了初稿。
  正因为我本身条件的不足，这部不成熟的作品，更需要你们的批评和指导。只有在正确的文艺批评指导下，才能把文艺作品推向更高的水平，更好地发挥它的战斗的作用。
  你们的审读意见，除优点方面说得太好了一些，读之令人汗颜之外，缺点方面，可以说都是十分中肯的。现在我根据你们所提的意见，对原稿一至八册，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
  现将修改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关于反帝这个主题，我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我既然在书中安排了一个洋教士，当然不会只让他印一本罗马字圣经老老实实地传教就算结束。我的意图，是打算让他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不过考虑到一百多年前与世隔绝的山区，教会的势力还不算太大，主要矛盾依然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因此，在第二部书中，我才安排了洋教士收买土地，开设工厂，开办学校等情节，而在第一部书中，洋教士的出现，只作为一处伏笔。现在根据你们的意见，在林炳与老少讼师闲谈的一章中，完全取消同治皇帝嫖妓女的一段叙述，而代之以老少讼师如何与洋教士勾结，伪装善士，鱼肉乡民。……
  （二）关于吴石宕的人物描写。从这本书开始构思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打算突出某一个英雄人物，而是主张突出英雄群像。描写英雄，不惜用重墨渲染，以至于把人神化了，正是这类书的通病和缺点，而不是它们的成功之处。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企图从这个框框中挣扎出来……我把吴本良送进监狱，着力描写监狱外面的活动，而把吴本良“干”在那里，冷落了他，让他无所作为，这是作者的疏忽。如今第一卷既然决定掐到吴本良进监狱，营救不果，上山落草作为结束，有关吴本良的种种，只好在第二卷书中适当补充了。
  （三）英雄既然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必定有个“变”的过程。同样，作为一个反面人物，也有他坏下去的“变”的过程。没有天生的英雄，也没有天生的坏蛋。典型人物绝不能离开特定的典型环境而孤立存在。……但为了减少副作用，稿中有关同治皇帝嫖妓女和老少讼师谈嫖经的整段文字，全部删除了。
  总之，就我所能，已经把稿子从头到尾修改润饰了两遍，个别篇章则是完全重写的。做这件工作，前后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起来，似乎花费工夫不多。但在我的一生中，集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别的什么也不干，从早上到深夜单盯在一部稿子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尽管删改的地方并不太多，但从态度上说则是认真的。
  现将修改后的原稿八册奉上。请过目。我现在住在国家语委招待所，继续收集资料，为修改续写以下各卷做一些准备。短期之内，可以直接找我面谈。
  即致敬礼
  吴 越
  1979年 6月×日
  黄伊在编发这部书稿过程中，对作者历史知识的渊博，或对传统文学创作手法运用的熟练，都十分钦佩。后来获悉作者的冤情和苦难的经历以后，甚为同情。作者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小传，黄伊看后便锁了起来，并奉劝作者，在历史问题未澄清以前，不必公开那些容易引起误会的经历，否则又会节外生枝，以致影响 出书。
  《括苍山恩仇记》共五卷一百五十万字，从1983年8 月开始陆续出版。首版印二十八万套，接着又印二十八万套，前后四次共印七十余万套，是八十年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1983年9 月，作者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从上午九时到十一时一刻，两个多小时内共售出两千三百多套，开创了该店作者签名售书以来的最高纪录。三楼柜台内，作者低头挥笔疾书，四台电风扇对着他吹，依然大汗淋漓。该店所进的书快售完了，而购书的读者从三楼排到二楼，从二楼又拐到一楼，大门外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经理当机立断，立刻派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拉书。尽管是星期天，该社发行部还是破例发货。书运到书店，柜台里书已无几，正好接上。但作者已坚持不住了，再不刹车，很可能晕倒。经理再一次当机立断，宣布“书已售完”……
  黄伊得知读者购书的热烈，又“在丛中笑”，并感叹说：好险啊，差一点儿失去一匹千里马。其含义不仅仅是关于这部书稿的舍取……
  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为您服务”专栏节目时，吴越潇洒地走上荧屏，为观众讲演使用电脑写作的优越。黄伊万分激动，说吴越不仅走出了牢狱，走出了“牛棚”，走出了黑暗的角落，而一跃走进了天堂，使用最先进的电脑写作了；只可惜，自己没有多少机会为他编书了。时代进步和时光流逝竟是如此不可调和！
  ──原载《烛照篇》一书第二十七章；
  作者王立道，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附录四：
  《括苍山恩仇记》出版回眸
  黄伊
  记得那是在七十年代末，我刚从一间小工厂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客观情况是：文化园地一片荒芜。老作家正在治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思想还没有完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新作家只在一些短篇创作上初露锋芒，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还不多见。读者正处在文化饥渴中，正在热切地企盼新作品的诞生……
  而在主观方面呢，在我们编辑部还存在着两大看不见的魔影：一是过去“左”的思想流毒乃至“四人帮”的思想残余，还远没有肃清；二是社外的人所不知道的中青社的特殊情况：原来，在六十年代初期，由康生派到中青社的一个拿着尚方宝剑的调查组，一查《红旗飘飘》第17期《古城斗胡骑》一文所谓为叛徒唱赞歌，实质上是要抓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与小说《刘志丹》有关的追查西北地区什么反党集团；二查中青社出版法国19世纪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中的一些描写，据说违反了我国现行的外交路线云云。
  我那时在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室本是位元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资深编辑。但我有自知之明，人家是十二分的无奈才给我一张办公桌的。新来的一些同志，虽然不少人资历也不浅，但到底是“外来户”，对出版社的底细，一时还摸不清深浅。
  正在这时，和我对面而坐的一位新同志，桌子上摆着一部稿子，题名《括苍山恩仇记》，足有半尺多厚，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根据当时的规矩，来稿由编辑室统一分配。我只是一个小编辑，无权过问旁人如何处理来稿。我这个人一生不知道受过多少次批评，但总也改不了自己多嘴多舌的习惯。我伸手碰了碰那部稿子，对那位青年说：“你最好花一些时间，好好看一看，不要轻易将它退了！”
  那位青年终于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稿子看完了。